“产业兴旺”的金融困境与出路：基于土地可抵押性的分析

现代农业是资本驱动型农业,获取足够的资金是“产业兴旺”的前提。在需求侧,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对资金的大规模需求使得资金日益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门槛”。在供给端,农业生产的特点、有效抵押物的缺乏以及资金向非农产业的流动共同降低了农业的资金供给水平。资金供求矛盾引发农业的金融困境。研究表明,满足一定条件的抵押物有助于缓解现代农业面临的信贷约束。对农户而言,土地是合适的潜在抵押物。为从根本上缓解金融困境,必须激活附着于土地上的相关权利,从制度、法律和市场发育等方面同时发力,赋予土地实际的可抵押性,从而为“产业兴旺”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撑。     

社会规范助推公众政策遵从——基于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以环保政策倡导使用可循环餐具为切入点,通过三项基于在线问卷调查的行为实验考察了社会规范对环保领域公众政策遵从的助推效应,即社会规范是否以及如何提升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实验一发现,描述性规范显著增强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命令性规范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实验二结果显示,自然共情显著调节命令性规范对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的助推效应;实验三进一步发现,相较于动态描述性规范信息,静态描述性规范更能助推公众对可循环餐具的使用意愿。本研究通过考察社会规范对可循环餐具使用行为意愿的助推效应,揭示了社会规范助推公众政策遵从的过程和机制,基于助推的微观视角提供了公众政策遵从的解释框架,为优化政策干预效果提供实证支持与实践启发。     

催收非法债务罪“催收”行为的法教义学展开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催收非法债务罪,立法对“催收”行为的规定规范化不足而泛化有余,加之“催收”概念本身内涵不清外延不明,如何对其进行刑法教义学层面的讨论尤显必要。催收非法债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打击金融犯罪,保护法益是社会公共秩序与公民人身权利。在此前提下,应明确“催收”行为与作为生活用语的催收行为在对象、行为性质、规范意义及强制性等方面均不相同。“催收”行为的实质内涵是暴力胁迫等行为给他人人身或心理精神造成强制性,“催收”行为形式上有暴力胁迫型、侵犯自由型与软暴力型三种,对于这三种“催收”行为的理解要联系本罪的立法目的,更要紧密联系本罪的侵犯法益予以实质可罚性的判断,避免对“催收”行为入罪的扩大化。     

算法可解释性：一个技术概念的规范研究价值

算法可解释性,是被现有算法规制理论所忽略的技术概念。由于缺乏对这一概念的引入和诠释,算法风险的准确判断与归纳、规制工具的主次位阶性、设置合理的规制效果目标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偏差。对这一概念的技术视角分析确有必要,算法解释有两大差异较大的技术类型,算法解释的技术能力划定了可解释的最大边界,当前技术条件不一定满足算法规制的需求,原因是解释技术的开发并不是为算法规制专门设计的。这一论断有助于厘清既有的算法规制理论,在算法风险层面,解释技术直接破解的只是算法黑箱问题;在规制工具层面,一切制度工具应考虑解释技术的可行性;在规制目标层面,要结合解释针对的用户、场景和用途设置预期。     

刑法视角下的新《药品管理法》

随着2019年12月1日新《药品管理法》的实施,刑法中销售假药罪的相关认定随之发生改变。因此,从销售假药罪及其相关罪名长久以来的争议为背景,探讨新修订法案的合理性,明确药品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界限,十分必要。新《药品管理法》修订后仍存在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后续的立法和实践,要尽快加以改进和完善。     

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标准探析

限制处罚说始终无法开出解决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良方,症结在于对问题域划定上的含混不清。中立帮助行为理论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在中立帮助行为形式上符合传统帮助犯主客观成立条件的前提下,为其不可罚性寻求一条合理的解释路径。因此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是对帮助犯的成立条件进行实质解释,二是排除其违法性。现有理论中客观归责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应当将其适用范围限制在构成要件层面,并且对法不容许的危险这一标准进行细化,从而顺畅的解决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判断难题。     

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架构及其可专利性分析

人工智能作为当今最为尖端的技术类型之一,涉及算法设计、数据整合、语音识别、图像处理等诸多技术内容,其基本架构包括基础层、感知层、认知层和应用层四个技术层次,每个层次中相关技术的不同技术特征与功能形态,导致了不同的可专利性判定结论.为实现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充分专利保护,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架构进行全面解析,并根据我国专利...     

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差异：量差说的辩护与拓展

“质·量差异”理论原本是形塑行政罚与刑罚关系的立法政策理论,若作为解释理论框架,应当先明确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实在法差异以及这种差异背后的立法理念。行政犯的规范结构以及“行刑衔接”的制裁模式,反映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确是一种量差关系。量差格局的出现,根源于立法者采取的量差立法理念,即根据行为轻重不同“阶段性”地分配力度不同的两种处罚。具体到应用层面,量差说具有限制行政犯成立范围的“双向”解释机能,一方面明确行政犯的限制解释方向,另一方面明确应当根据行政犯的构成要件来反向制约行政不法的构成;而且,结合犯罪论的基本原理,还可以发现量差说具有树立理想的行政犯类型的立法指导机能。     

重庆“智”变——5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深度透视

8月22日至24日,重庆市第5次进入“智博会时间”。同样的地点,相近的时间,智博会开到第5届,是不是不那么“独到”和“新鲜”了?答案恰恰相反——2018年首届智博会强调展览的场景化布置,以此提升大会的可参与性。3万余平方米智慧体验广场,以及人脸识别、智能空气净化、AI咨询等智能服务,让参观者兴致盎然。2019智博会更加注重引导智能化成果的落地应用,还新增了3个场外实景应用场景,让有志于投身数字经济的参会企业“看得见”“摸得着”“上得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