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遗产

中国早期左翼法学的思想逻辑,基于法学职业的内生性,可通过一种人们熟悉的理论路径,即语言及思想的确定性基于历史约定而成,特别是“大多数人”的历史约定,与“弹性”的法条主义相互融贯,形成更易为人接受、且对法律职业及整体社会法律事业更有益的新型法条主义。     

怎样保护人伦情感的神圣空间

“常回家看看”被写进法律,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情。因为,在私密的人伦情感和公共的社会生活之间,需要有一道清晰的界限。法律的全能主义冲动,令它从规范公共领域的本来领地中溢出,它的理性佞妄让人伦情感进入控制范围,     

“理性”抑或“怀疑”:英美证据思想的“世纪之争”

对是否能够运用证据证明事实的回答不同,将英美证据法学划分为两大基本派别:理性主义与怀疑主义。理性主义认为,可以而且应当运用证据证明事实,这是人类理性的直接表现。而怀疑主义认为,不可能或很难运用证据证明事实。由此,积极建设性的理性主义与消极解构性的怀疑主义萦绕纠缠,形成了证据法学发展的世纪争论,这些争论使证据法学领域不再中心化、霸权化,而是走向多元。     

尼采透视主义中的生命哲学和实证主义精神

尼采将自己的认识论定义为透视主义,透视主义将一切放到生命的体验中来考察,透视主义是一种对生命的直观,直观中艺术、科学、价值一体。透视主义用一句简单的话表达就是：没有真理,只有解释。这个论断隐含着尼采的实证主义立场,实证主义认为认识只是一种功能,真理没有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存在的只是我们对事实的价值设定透视主义与对主体性的反思相连,尼采认为,主体的观念本身就是人为的虚构。     

“法制主义”及其修正——从重庆市“唱红打黑”说起

那些非西方的、非法律的本土资源之于中国法治实践究竟意义如何,是重庆市＂唱红打黑＂留给学术界乃至全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30年的法治建设大体贯穿着一种可称之为＂法制主义＂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轨迹,即以西方法治理念和经验为法治建设之圣经,推崇国家立法并对其定势性的过分依赖,强调甚至痴迷于通过国家法治理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     

论司法能动的道德风险——道德权利语境下的比较性诠释

在维护道德权利上,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立场各有其理,但分歧并非不可调和,司法哲学上的主流与非主流之分以及两者互补关系的定位不容忽视。从司法主体、司法正义、守法道德义务和道德约束机制四个角度比较分析,两种立场所产生的道德风险也自不同,道德风险也有共性风险与个性风险之分。     

从强权入侵到多元善治——武力干涉领域国际法的现存框架与演进方向

对于武力干涉问题,国际法在当代的国际实践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蕴藏着变革的契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做法以及国际社会主要国家的反应表明,《联合国宪章》有关使用武力的规定虽然在名义上具有约束力,但实际上未被严格遵守,国际实践正在向确立新的武力干涉的程序与实体规范演进。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警惕单边干涉的合法化,避免霸权体制强权入侵模式的延续,坚持以人道主义、多边主义为武力干涉的核心条件,形成多元善治的格局。就中国而言,应当充分利用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防止武力干涉领域的国际法出现暴力化的倾向,引导和塑造武力干涉领域国际法的健康发展。     

“法制主义”及其修正——从重庆市“唱红打黑”说起

那些非西方的、非法律的本土资源之于中国法治实践究竟意义如何,是重庆市唱红打黑留给学术界乃至全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30年的法治建设大体贯穿着一种可称之为法制主义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轨迹,即以西方法治理念和经验为法治建设之圭臬,推崇国家立法并对其定势性的过分依赖,强调甚至痴迷于通过国家法治理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但是,事实证明法制主义路径之于中国并不畅通,它已然陷入困境。如今以对法律的过分依赖为特征的法制主义及其引致的弊端已呈现出世界性。中国法治的推进应当克服法制主义的弊端,跳出狭隘的国家法视阈和单纯的西方模式,在推陈出新的基础上有效嵌入非西方的、非法律的本土资源,使之成为法治建设的有效资源。     

美国司法语境下法律解释的宪政困境及其消解

分权的政治逻辑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保持克制与谦抑以维护多数主义的民主价值,然而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使法官解释的能动性成为既成事实,通过司法实现正义又成为美国宪政制度的法治追求。分权逻辑与解释学逻辑在话语上的对立构成民主与法治的张力,形成法律解释的宪政困境,这从根本上缘于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内在的结构矛盾。在美国司法语境下,对于法律解释的宪政困境存在着司法积极主义和司法消极主义两种司法哲学的对立,温和的司法积极主义对于法律解释宪政困境的缓解是可行的理论进路。     

“老百姓”话语的意义与反思

“老百姓”一词是富于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它在法学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广泛流行是一个值得法学理论界深思的现象。“老百姓”话语从本质上来说完全不同于基于现代法治理论的公民概念。它具有集体性、对立性和道德话语的本质,是中国传统皇权社会的德性政治的体现。对待“老百姓”话语应当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认真分析其得以广泛流行的原因,为中国民众思想和行为方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做出适于中国的政策反思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