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崇祯皇帝勤的不是政是折腾

公元1644年4月25日深夜，崇祯皇帝登上煤山（即今天的景山），眼看烽烟四起，李自成的大军已攻破内城，于是不得不自缢。后代史官认为他本属明君。可惜生不逢时。崇祯自己也说过：“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然而，对明史认真研读过的人却另有感受。虽然崇祯之前的两任皇帝万历和天启都有昏君之名，但诡异的地方就在于，昏君有时比明君还更有益于国家。     

史官文化与中国文学民族性的确立

我国古代长期处在宗法式农业经济的社会形态里,史官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这对中国文学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行程起到了重要的定位作用,以致中国文学从观念到体制都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性。一方面,史官文化以社会政教人伦为本位,崇尚立德保民,它在价值导向上规定了中国文学尤其注重政治教化功能。另一方面,由于史官文化自身的学术包容性,使得中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文学与非文学因素相互交织的状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杂文学体制。此外,史官文化还促成了中国文学所特有的文学史观的孕育和萌生,即将文学的历史发展与时代政治的兴衰密切联系起来考察,从史的角度追溯文学源流与圣王之道的关系,以确立文学的政治教化统绪。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文学、文学观、文学史观和文学体制,无不显现着史官文化理性精神的涵盖。     

也谈领导干部引咎辞职

《读书镜》载，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了。”象宋太祖这样的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令人感慨。     

拍到马脚

正公元638年(唐太宗贞观十二年)三月二日,"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应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贞观之治,其成功的地方,是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高宗、武后时期的史官吴兢,撰《贞观政要》,就是这样一部著作。邓先生的上书,是在唐太宗统治的高峰期呈奉上去的,这个举动不小,自然引起朝野的一番议论。唐太宗打天下数十年,坐江山也十数     

小议先秦社会的史官与法律——从刑字说起

着眼于"井"字论刑,可看出刑字之典范、秩序之内涵,当然刑罚之意亦不可抹煞.在先秦社会特定语境下,刑字追求的是国家公权力保障下的依典范对社会的有序化治理,其可以囊括各种规范化及非规范化的法律表现形式.对于这些刑的掌管者史官来说,赋予刑理性与正义,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实现中道,是其职责所在,而对于讼辞的磨砺则是其司法实践的产物.     

新年话日历

爆竹声声辞旧,日历页页迎新.时间如流水,转眼到年尾.犹如中秋佳节要吃月饼,新婚洞房贴红双喜字,一跨进新年门槛,家家户户都要换一本新日历.说起日历,人们天天见面,一点也不陌生,但日历中的许多趣话恐怕就鲜为人知了.这种记有年、月、日、星期、节气、纪念日等可供查考的历书,一年一本,每日一页.它在古代被称作"历日"、"历本"、"时历",皇帝使用的历书叫"皇历".清代乾隆时,因为乾隆皇帝名叫"弘历",为了避讳,历书又改名为"时宪书".古代的皇历与今天的日历有所不同,大约在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朝廷史官将一年的日历分为12册,每册一月,页数和日数相等.每一页上写月份和日期,由服侍皇帝的太监每日在日历页空白处记下皇帝的言行.每月月终,先交皇帝过目,然后再送史官存档.史官便按照日历所记载的内容,结合朝廷和国内各地发生的大事,编写"国史".往后,为了便于皇帝祭祀祖先,又在皇历上加上了天干、地支、月令、节气及黄道吉日等内容,使皇历增加了实用性.朝廷许多官员觉得这样的日历不错,于是竞相仿效,编制供自家使用的日历.     

共产党的史官，要有史官的作为

党史工作部门、党史工作者是干什么的？总体来说，就是三项任务，就是为党为国存史、资政和育入。作为党的史官，应当忠诚地履行史官的职责，完成好存史、资政、育人的各项任务。     

国是先定，民散可收——“新官”上任之十六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只是彼老人家一生只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不要说未治过大国，连小县也未治过，倘若也去挑一下这“担子”，那股潇洒味就难说了，纵然“烹小鲜”恐怕也会食而不知其味了。     

害怕史官的皇帝

历史是无情的，所以俗语有道：皇帝怕史官。这并非虚妄之言。 这里且说说宋太祖害怕史官的事。宋太祖赵匡胤是我国的封建皇帝中比较有名的一个。他为什么出名呢？害怕史官恐怕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史官心态与吴梅村诗词创作

对于著名诗人吴梅村,学者对其研究的已经算是相当深入,但是,对吴梅村的史官心态,人们却较少关注。他的咏史之作、以及后期作品中频繁出现心灵的忏悔等,都与其史官心态密切相关,可以说,抓住史官心态这条线,就找到了读懂吴梅村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