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完备的衔接规则体系 促进社区矫正工作发展

社区矫正工作的衔接存在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各个环节,为保障各个环节的衔接工作及时到位,必须针对具体的工作环节、具体的衔接工作制定有针对性的衔接规则,确保各个环节的衔接工作科学、有序、及时、高效地运行。     

让司法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阳光

1994年1月，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其家人怀疑张被佘祥林杀害，4月，在附近一水塘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公安机关遂立案侦查，9个月后，佘祥林被一审判处死型，后因证据不足，湖北高院发回重审，1998年，京山县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2005年3月，张在玉突然“复活”回到京山，至此，一桩惊天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制定《企业清算法》非常必要

制定统一的企业清算法对于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清算企业股东员工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健全市场法律体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搜案

戴尔公司告戴尔学校商标侵权一审胜诉2006年12月20日,就北京市海淀区戴尔培训学校及其举办者北京洲际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和美国戴尔有限公司的商标侵权一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戴尔学校在经营过程中对于“DELL”标识的使用侵犯了戴尔公司享有的DELL教育类注册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因此,法院支持了戴尔公司诉讼请求。     

以十七大精神指导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胜利召开。十七大的召开，是我们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十七大不仅总结了五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并且为今后五年的发展做出了规划。根据中央要求，司法部于会后迅速组织传达十七大会议精神，并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安排落实。吴爱英部长强调，认真学习、     

构建和谐社会呼唤构筑“和谐公证”（上）

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时代背景下，一切都应当以和谐为最终目标。公证工作既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力量，也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因此应当以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以服务和谐社会为己任，增加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消除阻碍社会和谐的消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群众利益，实现社会和谐。     

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实施的法治保障体系研究

从多方面看,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和实施都需要有立法来作为保障,制定长江三角洲统筹发展的基本法律——《长江三角洲区域统筹发展法》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该法的形式应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立法原则应当包括合法性原则、民主性原则和区域性原则,内容应当涉及区域发展政策工具、法律责任等方面。在制定《长江三角洲区域统筹发展法》的基础上,应当通过对三省市地方立法文本的修改,消除地方立法中的冲突。在执法方面,应当建立专门的区域协调机构以负责对长三角区域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执法问题进行协调。在司法方面真正落实司法独立的理念,在现有司法体制框架容许的范围内建立具有一定中立性的跨省市的司法机构,以消除司法权力地方化,并为中国司法体制的改革提供经验和借鉴。     

我国司法职务犯罪防治对策探讨——以司法职权运行机制为视角

司法职务犯罪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职务性犯罪,以现代犯罪原因论观之,产生此类犯罪的原因呈现出多元多层次的特点:既受经济因素、文化传统的制约,又受司法运行机制的困扰,还受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立法本身的缺陷、教育缺失或不到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司法职权运行机制的独特视角着手,深入剖析引发司法职务犯罪在运行机制层面的成因,并就健全我国司法职权运行机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构建科学有效的防范对策体系.     

“常识”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从一个疑难案件(新会田坦案)展开的思考

自晚清变法修律以来,学界多批评传统州县司法的主要弊端是行政兼理司法和与此相关的非专业化司法,现在发现了大量反映传统司法实际运作的司法档案材料,此种观点有了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事实上,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的实际运作来看,其重点是查清案情和进行判决,起决定作用的是“常识”而非“专业知识”,而且“常识”才是传统地方司法所真正需要的。这种“常识”包括了“律学常识”、官员“伦理常识”和“地方性常识”等部分,从而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地方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得传统地方司法更依赖于官员个体。从司法独立和专业司法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是一种时代错位,它忽略了制度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既不利于学术研究,同时也回避了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真正阻力所在。     

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汪辉祖自传所载案件的详尽分析,发现既无纯粹“依法裁判”的取向,也无全然按照“情理裁判”的做法。清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属于“形式化”与“实质化”的有机结合的类型,在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而其原因在于:其一,与皇帝集权统治和官僚体制的“照章办事”有关;其二,与“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关;其三,与巨型帝国的法律统一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习惯有关;其四,与“民本”社会旨在沟通“民情”和哲学上的“权变”思想相关;其五,与传统中国的“审美秩序”有关。无论“命盗”案件抑或“婚姻、田土、钱债”案件,清代中国的司法官员都是在“律例”的前提下寻求“情理”的平衡,只是两类不同案件在“依法”或“准情”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