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呼唤构筑“和谐公证”（上）

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时代背景下，一切都应当以和谐为最终目标。公证工作既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力量，也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因此应当以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以服务和谐社会为己任，增加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消除阻碍社会和谐的消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群众利益，实现社会和谐。     

法国的房产交易公证（七）——法国房产交易过程中购房人权益保护研究（下）

（接上期）．三、关于法国购买人知情权的保护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购房人的知情权指购房人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房屋真实情况的权利，购房人有权要求出售人提供相关信息。就购房人知情权的内涵而言，我国与欧美国家大体一致，主要包括下列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房屋的基本情况，包括房屋名称、坐落、开发商名称、开发建成日期等；二是有关房屋的技术情况。     

老年监护期待监护制度再进一步

前几日一位老人打来电话。在细数子女种种不孝行径后，咨询办理监护人公证、找个监护人帮助自己照料生活、管理财产的事宜。我接到电话后，不禁一愣。在现阶段我国还没有专门的老年人监护制度，公证处的业务范围里也没有这种公证事项。我只能告诉老人，她可以通过遗赠扶养协议或附条件遗赠的方式来处理去世后的财产分配，公证处目前没有为神智正常的老年人设立监护人的公证事项。听到我的回答，老人无奈地放下了电话，看来我说的两种方式都不符合老人的想法．     

如何凭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向法院申请落实还贷

放贷容易收贷难。时下，贷户丧失信用、造成贷款违约、逾期不还的现象时有发生。讨债难、收贷难已成了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对贷款抵押物通过公证处公证的做法已成了财经金融部门的共识。但对如何凭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向法院申请落实还贷的执行问题，无论在金融界还是司法界，至今尚未引起应有重视。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谈公证工作评价标准兼谈安徽省公证机构综合实力评价标准

任何一个行业都应当有自己的战略发展目标和规划．以将其纳入到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实现行业预定的目标和计划有赖于多种政策手段和工具，其中制定并实施行业发展评价标准不失为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因为工作评价标准不仅仅是有关量化指数的罗列．不仅仅要求在适用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要忠实地体现行业发展战略意图和观念．符合既定的发展方向，     

公证机构战略研究系列之四：公证机构战略之SWOT模型分析 公证机构战略研究系列谈

《孙子兵法·谋攻篇》里说：“知己知彼，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公证机构的战略谋划亦是如此。无论是宏观PEST环境分析，还是中观行业环境的五力模型分析，均属于公证机构外部环境的“知彼”范畴。正确的战略选择还将取决于对公证机构内在条件的分析和把握，做到“知己”，也就是古希腊神庙中的警示名言“认识你自己”。只有同时做到知己又知彼．恰当的战略制定才成为可能。     

关于公证拓展与规范的应然性思考

认真解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领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深刻内涵，可以从中提炼出有关公证工作的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全局性、统揽性、普适性的任务和要求，需要公证工作积极融入，找准切人点，把握结合点，彰显服务性的功能和作用；二是包容性、涵盖性、关联性的任务和要求，需要公证工作积极参与，主动介入，释放主体性价值和效能；三是针对性、直接性、约束性的任务和要求，需要公证工作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地加以落实，展示专属性、职责性的地位和效果。     

我国司法职务犯罪防治对策探讨——以司法职权运行机制为视角

司法职务犯罪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职务性犯罪,以现代犯罪原因论观之,产生此类犯罪的原因呈现出多元多层次的特点:既受经济因素、文化传统的制约,又受司法运行机制的困扰,还受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立法本身的缺陷、教育缺失或不到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司法职权运行机制的独特视角着手,深入剖析引发司法职务犯罪在运行机制层面的成因,并就健全我国司法职权运行机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构建科学有效的防范对策体系.     

“常识”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从一个疑难案件(新会田坦案)展开的思考

自晚清变法修律以来,学界多批评传统州县司法的主要弊端是行政兼理司法和与此相关的非专业化司法,现在发现了大量反映传统司法实际运作的司法档案材料,此种观点有了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事实上,从传统中国州县司法的实际运作来看,其重点是查清案情和进行判决,起决定作用的是“常识”而非“专业知识”,而且“常识”才是传统地方司法所真正需要的。这种“常识”包括了“律学常识”、官员“伦理常识”和“地方性常识”等部分,从而具有浓厚的主观性、地方性和个人化特征,使得传统地方司法更依赖于官员个体。从司法独立和专业司法的眼光来审视传统是一种时代错位,它忽略了制度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应关系,既不利于学术研究,同时也回避了建立现代司法体系的真正阻力所在。     

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汪辉祖自传所载案件的详尽分析,发现既无纯粹“依法裁判”的取向,也无全然按照“情理裁判”的做法。清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属于“形式化”与“实质化”的有机结合的类型,在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而其原因在于:其一,与皇帝集权统治和官僚体制的“照章办事”有关;其二,与“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关;其三,与巨型帝国的法律统一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习惯有关;其四,与“民本”社会旨在沟通“民情”和哲学上的“权变”思想相关;其五,与传统中国的“审美秩序”有关。无论“命盗”案件抑或“婚姻、田土、钱债”案件,清代中国的司法官员都是在“律例”的前提下寻求“情理”的平衡,只是两类不同案件在“依法”或“准情”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