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广角

沈德咏:严把司法证明关口坚决防范冤假错案无论多么良善的制度、多么科学的观念,如果不能转化为实际行动,都只能是一纸空文、一堆空话。古今中外发生的冤假错案,无论是故意为之,还是无心之过,多与证据制度不健全或落实不到位、证据观念产生偏差、证据运用把关不严有关联。在刑事诉讼中,要注重发挥好取证、举证、质证、认证这四个司法证明环节的作用,     

抢劫罪适用死刑的司法控制

法理上将抢劫罪区分为基本类型的抢劫罪、结果加重类型的抢劫罪与情节加重类型的抢劫罪,这种划分符合我国刑法关于抢劫罪死刑设置的原意,且更有利于运用加重构成理论以及其未遂形态来限制死刑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死刑必须严格遵守死刑程序用尽原则。在对抢劫罪进行死刑司法控制时,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手段、犯罪动机、犯罪对象等,同时必须考虑其是否存在酌定量刑情节,通过刑事和解结案,不仅可以有效缓解社会矛盾,而且还可以起到限制死刑的作用。     

基层法院重塑司法公信力的实证研究——基于民事诉讼的分析视角

基层法院公信力缺失是当前司法实践中不争之事实，确立基层法院司法公信力迫在眉睫。立足民事诉讼立案、审判、执行阶段之程序，分析基层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上立案重实体轻程序、庭审辩论流于形式、裁判文书说理不清、执行力度不到位等问题。     

简论中国的司法规律与特征

中国司法发展到今天业已进入改革的关键时期,而司法改革的开展要遵循一定的规律,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由于历史背景、基本国情的不同,中国的司法规律与国外相比有自身的特点,这些特有的司法规律是中国司法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司法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因素。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司法具有人民性、政治性,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以及独特的检察制度。     

婚姻的困境与突围——基于缅甸抱村婚姻变迁的人类学考察

在缅族的传统文化中,婚恋自由、性别平等的观念一直被着重强调,也常被人类学家所称道。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缅族的婚姻遭遇了许多困境,具体表现在婚姻结合越来越困难,适婚男女的独身率越来越高,并且由此引发出许多个人和社会问题。通过在缅甸抱村长期的田野调查,笔者发现这一困境与缅族民族主义复兴、佛教转向等原因有着密切的关联。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及移动设备在缅甸乡村社会的普及,基于网恋的新型婚姻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解决这一困境的途径。     

光光影影百百年年间间 ——成都老影院浮沉记

百年春熙,一直是成都繁华所在,时代变迁的沧海桑田,让春熙路镀上了一层现代的冷峻感.历经世事,曾经春熙路的小街小巷淹没在高耸的大楼之间,不变的是这里一路的熙熙攘攘,以及光影之间坐看春熙百年变迁的一座影院.     

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习近平同志指出,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改革提供动力,法治提供保障,而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处理好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立法与改革的关系,既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实践问题.     

加强对“两院”监督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思考和建议

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了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部署。上海在先期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司法体制改革,区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如何加强对"两院"工作监督,进一步提高监     

一起清代百年坟山案件的背后:观念、制度与技术的分析

坟山案件是清代最常见的案件类型之一,江西省义宁州的明仲公定案错综复杂,参与人数多,缠讼百余年。透过此案,可以看出清代地方司法中的官民冲突与融和。从观念层面来看,受官本位、无讼观念的影响,官方将坟山案件视为"细事"并予以打压,而受敬祖、宗族观念的驱使,民众顽强地进行诉讼。从制度层面来看,终审制度的阙如使当事人不断翻控成为可能,而为了平息诉讼,除了判决,官府也重视调处结案。从技术层面来看,官员会根据案情灵活地选择法律、情理等裁判依据;另外,为了使处理结果得到当事人的支持,利益平衡也是常用的裁判技术。     

司法人道主义的历史进步——晚清司法改革的价值变向

作为对外部挑战与内部情势的司法回应,晚清修律和司法改革运动首先意味着司法理念与司法原则的历史性转变,进而标志着一种区别于传统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近代型司法文明价值系统的应运而生,展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司法文明进步成长的历史图景。这场司法变革运动的启动性举措,乃是删除最重之法,推行恤刑庶狱,彰显了司法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从而为编订《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近代中国法律与司法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