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局限性及其司法矫正

根源于法本身的特性,制定法具有不可排除的种种局限性特征,然而以实现正义和公正为目的的法律,在被实施过程中必须弥补和矫正这种局限性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司法途径来矫正法的局限性,不仅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对法的发展和对法的局限性的矫正显得尤为重要和有意义,但是法官解释法律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为了更好的发挥司法对法的局限性的矫正功能,必须完善法官解释法律的体制和技术问题,而最重要的是解决法官素质问题。     

从公务员(逻辑)考试看其解题的快捷方式

许多学生在公务员(逻辑)考试中一味使用指导教材上的“排除法”,这实际上是不科学的只要利用好在课堂上所学的逻辑知识就可以寻找到解题的快捷方式。     

生态文明中国之路的演进逻辑、伟大成就与着力方向

党的二十大明确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构成。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二十大召开,生态文明中国之路经历了萌芽探索、初步发展、丰富完善和全面深化四个阶段,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托与清晰的演进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之路彰显历史伟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生态文明中国之路指明了方向,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与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四个方面提出了生态文明中国之路的着力方向。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哲学意蕴与生成逻辑

从“工业化”到“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物质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和系统观念。基本国情、根本制度、自然规律和中华文明优秀特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独有的鲜明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领域协同推进,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建构非对称竞争优势的尝试:俄罗斯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结构与逻辑解析

俄罗斯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外在形态是“一体两翼”式的政策网络,以《203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作为基本战略构想,以数字经济框架内的人工智能“路线图”和人工智能联邦项目建构发展议程,以《2024年前俄罗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领域监管发展构想》为核心确立监管议程。而俄罗斯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实体结构则表现为在联邦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二元平行系统运作模式,由国防部担任操盘手的军事人工智能板块已经建立了完整的闭环系统,而以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为主要操盘手的民用人工智能板块的运行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特殊的治理体系源于俄罗斯人工智能战略的底层逻辑,是俄罗斯政府面对战略目标与现实困境巨大鸿沟所做出的现实抉择,这种剑走偏锋的设计虽然取得了部分短期成果,但并未实际解决制约俄罗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问题,能否走出一条人工智能发展的“俄罗斯道路”仍有待观察。     

受刑人权利的法律定位

对受刑人权利保护必须对受刑人权利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在受刑人权利的价值基础上,正当性的权利本质是受刑人权利法律定位的逻辑起点;在受刑人权利的逻辑结构上,可以将受刑人权利分为受刑人人权、受刑人公民权和受刑人基于矫正产生的特殊权利;在法律关系的考量上,将受刑人权利和刑罚执行权力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而不是将受刑人的权利与义务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在刑事法律关系的运作中,以受刑人权利为本位,而不以受刑人管理为本位,以实现对刑罚执行权力的制约和对受刑人权利的保护。     

变更罪名实证研究

以最高法院示范性案例中的全部变更罪名案例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几对实然关系。变更罪名未必都有失公正也不必然体现实体公正,择轻变更未必都有利于被告,合法的变更未必是合理的变更,变更罪名给法律适用带来的不确定性根植于现行法律和法理之中。对其进行法律解释学和犯罪定义学分析,将有助于对变更罪名现象的解读和限制。     

也论刑事审前程序裁判权之主体

鉴于刑事审前程序裁判权之主体在实现保障人权和正确行使国家追诉权及维护程序公正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我国立法应当确立法院在审前程序的裁判权主体地位,以便使审前程序的控、辩、裁结构逐步得到完善,使之更符合程序制约的原理,从而更加科学化。     

法官编制的确定与司法辅助人员的设置--以基层法院的改革为中心

我国法官数量的庞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应该在科学确定法官编制的基础上,对现有审判人员进行分流重组,真正做到法官精英化。某一法院法官编制的确定应主要取决于该院的受理案件数和法官办案数这两个因素,扩大第二个因素应对情势变化的包容度显得至关重要。法官助理制度的出现呼应了法官职业化改革的需要,但仅有法官助理这个单一的辅助性岗位并不能解决法院人员分流中的所有问题,将现有审判人员简单地二分为法官和法官助理的做法也不能兼顾基层法院法官在层次上的差异性,理应类别分明地设立司法辅助人员,使法院审判过程中的各种辅助性事务得以科学有效地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