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限度

网络时代我国刑法解释的理论与实践呈明显的扩张化趋势,这一趋势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为导向,不断地突破罪刑法定原则。划定刑法解释的内部限度应该在坚持"法条用语的可能含义"、"一般人的预测可能性"这两条一般标准的前提下,先根据网络犯罪的类型确定刑法解释的大致方向,再根据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等价性确定刑法解释的具体限度。划定刑法解释的外部限度应该立足于现实主义的网络治理模式,探索刑法与准则、市场、技术各自作用的边界:刑法不应该沦为保护网络准则的工具;刑法应该为P2P网贷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留有出路;通过技术代码能够保护的法益不应求助于刑法。     

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制度的思考——以浙江省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实践为样本

未成年人审判因为其生理、心理、社会角色等多方面因素区别于普通审判程序。我国实行三十余年的少年审判制度在矫正未成年犯罪人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也存在立法滞后、矫正制度欠缺、保护失衡等问题。建议借鉴英美等国的家事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制度,将未成年人的行政处罚案件、民事纠纷案件与传统刑事案件合一审理,同时建立司法分流、刑事和解、庭外心理干预、异地籍未成年人帮教基地等制度,以完善新时期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体系。     

"我是你领导"骗局内销转出口

"我是你领导"的骗局被中国警方称为"画皮诈骗"("画皮"一词来源于中国传统的聊斋故事),顾名思义,就是诈骗者利用电话、E-mail等即时通讯工具假冒公司上司或他人,骗取被冒充人亲朋、下属或企业的钱财.奥地利联邦刑事犯罪调查局将此骗局称之为"CEO欺诈",法国警方称之为"总裁诈骗",美国官方则使用"假冒总裁诈骗"(Fake PresidentFraud)的缩写FPF代表此类骗局.     

论青少年吸毒原因及预防措施

对于青少年吸毒原因的分析应当从三个层次进行:第一层次是环境诱因,青少年的特性决定了其主要是通过朋友圈获得接触毒品的机会;第二层次是人格缺陷,青少年在面对"毒友"的诱惑时无法理性作出选择,主要是因为其在长期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人格缺陷,使得其自我调节能力不足,难以抵挡毒品的诱惑;第三层次是青少年人格缺陷的形成在于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青少年吸毒行为的预防应当坚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从其人格缺陷的形成及影响因素入手进行预防,以达到"治本"效果,另一方面是从具体环境入手进行预防,以达到"治标"的效果。针对青少年吸毒的特点,不能忽视"治标"的预防,以情境预防消除吸毒客观条件、消退青少年吸毒主观动机,具体措施为:修改《刑法》中有关毒品犯罪的规定、加强对吸毒行为的处置力度以及建立具体的控制环境。     

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教育探源及干预对策

为探寻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教育的关系,近年来,成都市妇联联手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查看法庭审判资料、对未成年人及其家庭个别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未成年罪犯及其家庭教育进行深入调研。共查阅410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材料,涉及未成年犯罪人数519人次,随机抽取成都市少管所150名罪犯进行了父母养育方式的问卷调查,并对12名14-18岁未成年犯罪人及10名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进行了个别访谈。     

《援越援老抗美见闻》再版

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纵横》编辑部研究人员、编辑马金案曾于1967年4月至1972年8月先后参加援越、援老抗美斗争，1972年9月至今先后在昆明军区政治部外文编译室和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纵横》编辑部从事翻译和东南亚问题研究工作。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多年从事东南亚研究收集到的资料，从2000年起开始撰写《援越援老抗美见闻》，第1版于2007年7月由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2013年8月由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再版。该书共500余页，内容丰富，可读性强。分为上篇：援越抗美；下篇：援老抗美；附录：资料。     

盗窃车牌后索财的行为应定敲诈勒索罪——对《盗窃车牌后索财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一文的商榷

盗窃车牌与勒索财物是两个行为。车牌只是车辆使用凭证载体之一,与其所代表的上路行驶权是分开的,其本身价值甚微,且无法单独流通,不属于刑法上的财物。单纯盗窃车牌行为不构成盗窃罪。车牌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故盗窃车牌也不能认定为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非法占有财物的客观方式,是区分财产犯罪罪名的关键。此类案件的刑法评价点在于后续的索财行为。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多次敲诈也是敲诈勒索罪的入罪要件之一。此类案件构成"多次敲诈"的敲诈勒索罪,数额应累计计算。前面的盗窃车牌与后面的索财行为并不存在牵连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机制是检察机关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形势下,为有效预防贿赂犯罪,促进诚信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信息录入迟缓、信息屏蔽机制空白、查询期间不明确、处置无刚性要求等困境,需要从完善信息录入机制、立法明确查询期间及刚性处置机制、建立检商信息共享机制等方面来进一步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