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监督模式差异性的成因分析

人们通常将宪法监督模式在总体上划分为四种典型的类型,即立法机关监督型、司法机关监督型、宪法委员会监督型和宪法法院监督型。不同的国家之所以要选择不同的模式,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如理论基础、法律传统、历史际遇、司法体制等。对宪法监督模式差异性的成因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对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学研究的经济学维度——基于法律经济学的思考

法律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 ,它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 ;它是法学和经济学科际整合的边缘学科。本文在阐述了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理论思维后 ,提出了法律经济学运动带给我们的几点思考     

论美国的个人信用法律制度及其借鉴

个人信用法律制度是规范个人信用活动的方式、组织、管理以及配套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本文通过介绍美国个人信用法律制度,深入研究信用档案的建立、信用报告机构、信息使用管理等方面的规定,以期对我国个人信用法律制度的建立有所裨益。     

对当前医疗机构民事法律地位的困惑

从以往及新近出台的有关医疗、卫生的法律、法规中可以看出 ,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医患关系予以了确定 ,为目前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的法律途径构筑了基本框架 ,即医患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 (本文医患关系的“医”均指医疗机构 )。然而 ,笔者在结合当前医疗机构的现状分析其法律地位时 ,产生了许多不解和困惑 ,即理论与现实的矛盾。笔者试从以下与医疗机构法律地位相关的几个方面作一探讨 ,以求教于学界同仁。一、医疗机构的分类与法人的民事行为我国卫生行政部门将医疗机构分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两大类。从管理角度出发 ,笔者…     

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及法律保护

一、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民营经济发展的快慢,民营经济增长的大小,都已成为当今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与否的重要标志。实践证明,当前沿海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当地调整产品、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加大经济增长点,落实富民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制约民营经济发展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用来保护、规范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少国外的实践经验证明,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要有一套健全的法律法规为其保驾护航,但在我国的整个法律体系中,现行调整企业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没有摆脱传统思想,仍…     

依法治国条件下党政关系的法制化选择

党政关系的法制化是通过宪法与法律对党和政府的职能进行合理的界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并建立起一套调节党政关系的法律体系,将党政关系的运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最终实现党政关系的和谐协调。党政关系法制化能否实现直接影响着党政关系的调整,关系着依法治国的进程。     

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的法律环境

我国国务院于1999年决定组建中国信达、中国华融、中国长城和中国东方等四家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接收和处置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四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几年过去，四大资产公司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业务将逐步淡出，商业化转型的发展路向基本明朗，因此需要就以下三个问题，营造有利的法律环境：第一，改革资产公司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培育商业化收购的债权市场，完善债权转股权制度；第三，完善企业债务重组模式，提升不良资产改良空间。     

悬赏广告法律问题浅析

悬赏广告,是指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与报酬的行为。本文从行为和制度两个层面界定了悬赏广告的含义,廓清其性质的有关争议,指出悬赏广告应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在此基础上简析其制度价值和构成要件。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与海南省汇富房地产开发公司长沙公司、海南省汇富房地产开发公司合作建房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再审的基础，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或者有证据证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违反调解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的内容违法。纠正原审错误是再审的基本功能。因此，再审应当依据原审的审理范围进行，而不能超出原审范围进行裁判。     

价值衡量与法律智慧

今年4月,应吉林大学法学理论研究中心的邀请,我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做了一场“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的演讲,黄文艺教授做了简洁的点评。他认为,法律方法的研究虽然是基于司法立场、以规则作为出发点探寻事实法律意义的活动,但各种各样的法律方法仍然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虽然坚持司法中心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基于立法中心主义的研究所得出的关于法律普适化结论不能很好地解决具体案件。但是关于法律方法一般理论的研究实际上又陷入新的打着“司法立场”旗帜的普适性研究。而这种研究与立法中心主义倾向并无质的差别,也是要建构一种普遍主义的教条。我在其他大学演讲同类题目的时候有同学提出,法律方法能否制度化,能否变成必须应用的方法。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黄教授的判断。这确实是一个理论难题。我们知道,任何理论不管是站在什么立场上,都是一种抽象的表述,都是思维的表达。用语言所描绘的事实需要借助人们的想象才能变得丰满,才能被理解成事实。这是由语词本身的概括性所决定的。那么,理论的研究者该怎么办,我们能否在摆脱理论研究的普适性倾向时,使法学真正走向形而下。看来问题并不能很好解决。对法律方法与法律智慧的结合,黄教授的评价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认为二者的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法律方法研究的过度理论化倾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法律智慧虽然因其宽泛而难以把握,但如果我们的研究者给它一个具体的场景,我们一般能分辨出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平淡、甚至什么是愚蠢。当然这种分辨也许并不具有一般性,只是特定场景中的智慧,对研习者来说只能起到启发思维的作用,而不可能照搬适用,但它对累积法律人的经验有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如果法律方法的部分内容可以上升为法条的话,法律智慧则因是具体场景中的智慧而很难上升为制度。法律智慧一旦上升为制度,面临的就是具体应用的问题,即使是智慧也仅是历史之光。法律智慧实际上是要解决法律解释过程中的创造与服从的矛盾,按图索骥式的“依法办事”,无所谓智慧或者愚蠢,但创造与服从也都是有正义之目的的。为了实现人类美好的目的,为了最终实现法治,法律人必须在实践中融入更多的智慧,否则就难以克服成文法律的呆板与僵化。为进一步明确与倡导法学教育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促进法律职业化进程,《政法论丛》编辑部特邀我组织了一组“法治理念下的法律智慧”笔谈稿,欢迎各位法律学人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