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遗产处理过程中继承人利益与债权人利益的平衡

自然人死亡后,其遗产在处理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组矛盾:继承人期待通过遗产的继承获得财产利益,债权人希望通过遗产的处理获得债权清偿。在这组矛盾中,继承人利益与债权人利益共同指向的目标是同一的,即为被继承人死亡后留下的遗产。利益目标的同一性与有限性会导致继承人利益与债权人利益的博弈。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的继承法律规范对遗产处理规定的不足,意图通过相关遗产处理制度的设定来平衡继承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化解矛盾。     

评说速览

非法证据排除不能留有余地1新刑诉法实施前的"预热第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按照新刑诉法的要求,法官历史性地在法庭审理前,排除了对嫌疑人不利的非法证据。证人出庭作证和非法证据排除,是新刑诉法修改中的两大亮点,都在本案审理中得到了体现。尤其是首次启动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司法实践意义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追求刑事司法法治化的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实施至关重要。新刑诉法首次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意图从制度     

谁动了我的“吊唁权”

又是一起拆迁房屋引发的亲情裂变；只是这一次，他们争夺的是父亲的吊唁权。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风云微视点

2014年12月13日,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成立,这是全国首个省级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法官、检察官在司法工作中处于核心地位,组建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是司法改革试点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直接关系到法官、检察官市级统一管理制度的落地实施。(澎湃新闻)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关刊物,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编辑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主要辑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决定、立法解释和有关任免名单;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检察工作相关的重要通知、规定;检察机关查办的重大典...     

法院职能配置在立法层面上的思考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 其主要职能是审判,但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既会涉及到作为审判机关与诉讼参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涉及到人民法院作为国家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如何处理审判权的关系问题。相对于人民法院改进审判方式而言,如何在处理人民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上有所变革、有所创新,特别是人民法院能否依据宪法和依据法律行使一定的立法权来强化自身的审     

民法领域合同解释的基本属性和发展规律研究

无论在大陆法系抑或英美法系背景下,合同解释都是合同法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合同法研究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横向角度而言,合同解释兼具事实与法律双重属性,交织着实体法与证据法问题;从纵向发展观察,合同解释理论学说及司法实务的观点呈现主观性与客观性相互演进规律,合同解释对象的范围从合同文本逐渐向外部证据扩展,合同解释规则有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传统大陆民法解释学对于我国合同解释理论有重要影响。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我国合同解释的研究存在偏颇的现象。对合同解释基本属性和发展规律进行宏观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我国合同解释制度的完善。     

地方立法权扩张的合宪性与宪法发展

《立法法》 修改扩张地方立法权引起了合宪性争议。宪法对地方立法权的规定十分模糊，并存在很多空白，给国家立法机关留下了较大空间。《立法法》修改是立法者阐明宪法的不确定性、填补宪法空白的表现，形成一种由立法者发展宪法的模式。在规范意义上，地方立法权扩张在民主基础上扩大了地方自治。在功能意义上，它契合八二宪法鼓励实验的精神，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地方立法权扩张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是其发展宪法的理性依据。这个例证表明宪法通过民主机制发挥效力的路径。它构成了我们运行中的宪法。     

马克思的实践正义观

正近代以来,哲学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解决人在现实世界中如何有尊严地活着,即人的平等自由问题。在当时物质普遍匮乏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人性的改善、德行的提升和意志的自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