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惩戒委员会设立模式的现状、困境和出路——以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为背景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既是主体框架改革举措的进一步落实,也是对主体框架改革成果的进一步巩固。在司法体制主体改革阶段,确立了法官惩戒委员会改革的基本框架,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专门负责法官惩戒工作。对此,各地方积极开展法官惩戒委员会改革的实践探索,呈现出不同的法官惩戒委员会设立模式。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现阶段,通过对现有改革实践的分析与评价,法官惩戒委员会应当采用遴选委员会与惩戒委员会分立（职能分立）,检察官惩戒与法官惩戒合并（对象合并）的设立模式。     

社会主义观的嬗变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有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观,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实践。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观,影响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历史命运。     

实战化背景下的公安院校教学训练模式改革

实战化背景下的公安院校教学训练是以实战任务为牵引,以实战环境为背景,以提高战斗力为根本而进行贴近实战的训练,既是一种训练要求,也是一种教学方法.针对存在的理论研究不充分、训管结合不紧密、缺乏实战训练平台、考核方式较单一等问题,公安院校通过加强实战化背景下的教学训练模式改革,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战能力和综合素质,更有助...     

法定犯时代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之提倡

在法定犯时代,立法实践场景呈现出法定犯数量增多、法定犯自然犯化的特点.我国当前法定犯的立法模式无法回应时代变化带来的新的犯罪规制任务,且有不当扩大犯罪范围、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而其背后的法典化立法模式具有立法结构、立法思维、立法技术上的天然局限性,进一步暴露了当前法定犯立法模式的不足.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在本土化视...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模式选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体现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如何细致、清晰地考察西方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经验,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是当前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期选登的文章对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必要性,模式的选择以及多视角推动我国该项规则的建立等进行了论证。     

构建最开放的电子政府:韩国模式及其启示

在世界各国政府信息化进程中,韩国政府走在了前列.研究韩国电子政府的发展模式,有助于深入探索如何使电子政府的发展更加合理化,对促进中国行政改革与电子政府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语文教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要素

素质教育不是一种教育模式,而是一种理念,它提出于80年代初,90年代初提出了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真正实施是在90年代末期,现在已越来越被人们关注。语文素质教育要切实有效地实施,仍需思考和探索,首先是其本身要素的思考。笔者从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深深感受到,要使学生的语文素质得以提高,以下几方面的要素必须重视。     

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及赡养问题探讨

<正>现实当中,夫妻离婚时有关房产与赡养等的相关纠纷与日俱增。以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为例,子女离婚时对父母出资款的性质有争议,双方各执一词,法官需审慎对待双方当事人的主张,结合证据材料进行审判。此类案件,需要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述,并结合呈现的证据及证明责任以及相关理论予以判断。此外,如有被赡养人需要赡养,夫妻离婚时应本着维护社会主义道德及依社会通常观念妥善处理,其中有争议的一点是赡养人的配偶是否亦对被赡养人承担义务。综合几个实务案例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笔者做些探讨。     

对口支援中的社会工作参与

对口支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结对解决发展困难的综合性政策。溯其历程,经历了范围不断拓展、形式不断丰富、力度不断加大的发展过程。2010年深圳市首创社会工作对口援疆模式,并在培育当地社会资源、增强社会活力等方面发挥出积极作用。相比于其他支援形式,社会工作模式立足社会场域,在理念、内容、方法上具有创新性,社会工作对口援疆实践表明,社会工作参与模式也适用于其他对口支援工作,具有开阔的运用空间。     

移动电信服务合同的规范模式及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合同,移动电信服务合同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其根源可以归结为技术原因、管理原因以及权利维护成本等多方面。电信服务合同的法律规范包括合同法和电信法两种,我国应当确立以电信法规范为主、以合同法规范为辅的模式。要想在根本上平衡电信服务业中当事人之间的均衡地位,应当成立独立高效的电信服务监管机制,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审查和处罚力度,强化媒体监督,注重纠纷处理的前置性审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