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纠纷解决制度之正当性探析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纠纷解决制度是一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方式,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是否混淆仲裁员与调解员的不同角色,是否违反了程序公正原则,能否提高纠纷处理效益。对其正当性可以运用纠纷解决中的“二重获得合意”理论进行证明。     

略论行政过程中的ADR及其在中国的构建——立基于美国与韩国ADR制度的比较研究

行政过程引入ADR不存在理论上的困难,美国与韩国在此方面的相关实践较为成熟。中国行政过程ADR的建构亦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通过对美国与韩国行政过程ADR制度的分析,中国可以在建立统一的职业道德规范、培养多元化和效益理念、完善正式的行政程序制度、立法形成ADR适用的具体框架、提供及时的监督评估机制、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等方面进行初步借鉴。     

民法解释的特征及其运作

民法解释是法律解释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在具备了法律解释的一般特征的基础上,民法解释还有自身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静态特征包括解释对象的多样、对"合意"的尊重以及实质意义上的利益衡量;动态运作的特征包括文义解释的范围较广、体系解释内容多样、目的解释作用突出以及社会学解释的隐性适用等等。充分了解以上特征,有利于形成最优的民事裁判结果。     

民诉机制之完善与和谐社会之构建——以合意原则和诚信原则为重心

已经提上立法机关议事日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修订,应在基本思路上契合构建和谐社会之内在要求。从最为朴素的角度来讲,和谐社会应是社会安定且人人诚信相处的社会。故在此背景下,民事纠纷之解决尤应秉持合意原则和诚信原则。合意原则和诚信原则的规则化以及相关规则的完善化乃是它们发挥应有功能的前提和基础。     

刑事和解中的利益权衡

刑事和解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是因为刑事和解通过权衡被害人利益、加害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实现了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以利益权衡为视角,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确保当事人双方合意的自愿性、如何规制刑事和解适用中出现的泛化倾向以及如何确保刑事和解发挥应有的社会效果.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明确刑事和解适用的...     

愤怒的真相

有一种情绪,每个人都曾经历过,那就是——愤怒。当我们感到内心的期望没有达到,意见没有被接受,看到了不满意的事,或是听到了不合意的话,就常常会感到愤怒。愤怒,也许会持续很久,也许只有一瞬,就消失不见。但是,愤怒的当下,会让我们的身心产生急速的变化。心跳加剧,呼吸急促,脸色巨变,眉头紧锁,眼神似刀,讲话如子弹扫射、亦如炮弹出膛,同时,配合手臂挥舞、双脚蹬地等肢体动作。如此巨大的身心激荡,让我们消耗大量的能量,也会对身体产生很大的损害。愤怒过后,常常久久不能恢复平静,甚至很多年后,回想起来,依然让人义愤填膺。     

论物权合同的存与无

物权合意不等于物权合同,物权合意可以成为物权行为的一部分,而物权合同在逻辑上则没有存在的空间.物权行为普遍存在,是与债权行为相对应的概念.摒弃物权合同的概念,采纳大物权行为的概念,可以有效解决物权行为理论解决的问题,同时避免其带来的弊端,有利于民法体系的完整.     

行政契约的契约基础

一行政契约的合意 行政契约存在的根基就是作为契约双方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一方享有契约自由,契约的成立是合意而非强迫。行政契约作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一种手段,相对于行政命令等权威性管理手段出现的较晚。但行政契约的出现并非偶然,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合理结果。从行政契约起源的西方国家来看,早期的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奉行“不干预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执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国家“仅执行收税员、警察和披戴甲胃的护卫之类的老的最小限度的职能,”在这种情形下．传统的行政手段已足以完成其职能,行政契约自无产生的…     

《狄奥多西法典》与罗马晚期的法学困境

在《优士丁尼法典》编纂之前的一个世纪,公元438 年罗马就通过了第一部官修法典：《狄 奥多西法典》。它收集了君士坦丁以来皇帝的立法,但这一时期却被称为罗马法的衰退期。退化的原 因在于,随着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改变,皇帝全面垄断立法权,政策替代普遍适用的法律,行政官员替代 职业法学家,行省习俗替代了古典技术,基督教成为强制的统一信仰,法律的价值基础被削弱,这些要 素导致罗马法丧失了它的科学基础。通过对该法典的研究,可以发现罗马法走向衰落的原因以及缺乏 理论引导对法典编纂带来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