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政府合法性从本质上讲是民众对于政府统治的心理认同,它以一定的物质因素扣相对独立的精神因素及特定的社会基础为支撑,对保持政府秩序和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导致现代社会政府合法性危机出现的因素主要有政治正义性不足,现代性因素对传统舍法性来源和基础的结构性挑战,转型时期政府供给能力的下降,腐败现象产生的政治离心力等,社会结构的分化也构成了对政府合法性的威胁。要维护政府合法性,就必须顺应客观规律,在充分借助现有合法性资源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现代合法性的结构与内容。     

公共管理领域的价值体系重构

由于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的转变,公共管理领域的价值体系相应发生了变化。随着对公共管理理论的不断完善,其价值体系的重新构建已成为该领域必须突破的瓶颈。文章在梳理公共管理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系统地归纳提炼出公共管理领域的价值取向。     

合法性的意义、内涵及提高

合法性增强了民众服从权力的道德基础,带来了秩序、效率和稳定性的好处。合法性意味着:权力应符合确立的规则;已经确立的规则能被共同信仰证明是正当的;民众中的大多数成员对具体的权力关系明确表示同意。政府应有合法性意识,不断地通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     

我国私人侦探问题研究概述

私人侦探是西方人的发明。我国的私人侦探是在市场经济的沃土中,在国家公力救济不足的空隙中萌芽的,当前对私人侦探是否合法是讨论中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如果以一个职能部门的内部规定为依据,来否定其合法性,显然于法理不通。私人侦探的悄然出现和实际存在,是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必然结果,私人侦探与公力保护之间的恰当协调是符合现代国家发展要求的,其对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创新意义在若干年后终会显现出来,从现在起需要的是加以规范和引导。     

雍正帝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危机及其重建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可以用来指称所有历史时期的所有统治秩序,故合法性问题的研究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传统政治.在清朝的雍正年间,曾发生了著名的文字狱--曾静吕留良案.许多学者从历史角度和文化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本文则试图用政治统治合法性这一视角来解读此案,以了解作为统治者的雍正帝在遭遇政治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挑战时,如何化解危机,并进行合法性基础重建的.     

美国联邦法院对公司犯罪暂缓起诉协议的审查标准

美国联邦司法部采用暂缓起诉协议和不起诉协议两种措施对涉案企业审前分流。直到2012年联邦法院对暂缓起诉协议都是形式审批并通过。2013年起部分联邦地区法院在个案中宣示其对暂缓起诉协议的实质审查和监督职权,要求涉案企业定期向法院提交合规报告,有的法院以协议内容对涉案企业过分宽容为由不批准协议。联邦上诉法院推翻相关裁定或者观点,认为法院无权对暂缓起诉协议实质性审查和监督执行。我国检察机关正在推行涉案企业合规试点。我国可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和暂缓起诉协议并行的制度,由检察机关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用。在法院审查暂缓起诉协议方面,美国上诉法院的审查标准可供立法和实践借鉴。     

论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培育

合法性概念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命题,近年来引起国内政治学界的关注并应用于党的执政能力研究.进行武装革命获得胜利、通过领袖个人魅力的影响和注重意识形态教育,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自身传统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传统的执政合法性模式必须由"政治革命型"向逐步向"法律治理型"转变.在合法性基础的模式转换中,赋予时代内涵的爱国主义精神仍然是巩固党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思想资源.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转变与基本经验

人类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政治也在不断发展。政治发展是政治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它涉及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扩大、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政治参与机会的增加、政治民主的扩展、政治文化的改造以及公民自由权利内容的丰富。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了自己对政治发展的探索,尤其是改革开放令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仍存在违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非法批准建设用地等问题,并且大有蔓延上升之势。要从根本上认识集体建设用地诸问题,必须结合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制度变革过程和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大背景来理解,认识到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一定程度上的合法性,主张对"土地黑洞""理"而非"堵",坚持"统一地权"原则,探索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交易市场。     

价值认同与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当代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应当是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权力客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将两者割裂开来的认识都是片面的。政治系统追求政治权力统治效能的有效性、制度规则的合法律性以及谋求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但它只是在追求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形式基础,而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权力客体之间达成的价值认同才构成了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实质基础。政治权力主体只有将这些价值共识通过实践性活动体现于自身追求的目标之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形式基础与实质基础之间的融合,才能为当代政治合法性构筑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