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商合作：公共决策中民意表达与社会整合的新途径

民意是公共决策的社会基础.如何能够促使纷繁复杂的社会民意得到充分表达和合理整合呢?以竞争为基本特征的票决是近代以来公共决策中最主要的民意表达和聚合的重要方式.然而,作为票决主体的公民的原子化个体存在、票决过程中民意表达的断点式形式以及公民意见交融机制的缺乏,致使公共决策遇到诸多困难.而与之相对的协商合作方式因其具有平等、公开、程序化和连续性的特点,则能较好地克服票决方式的缺陷,使之成为公共决策过程中更加便捷和通达的民意表达和社会整合的新途径.     

我国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问题探讨

农民工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力大军,但农民工合法权益法律保护现状令人堪忧:其工资待遇、劳动保护、社会保障以及维权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借鉴国外促进人口和劳动力转移采取的政策经验,根据我国的国情,解决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问题应采取的对策是:改变传统的户籍制度;健全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合理有效的保障制度;合理保护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平等权;不断建立和完善司法救济体制.     

科学发展哈尔滨市二、三产业

哈尔滨是一个有着辉煌的发展历史和良好便利条件的城市。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型传统商业在应对新型商业模式时显得应变不足;大型科研团体对新兴产业和领域重视程度不够。而诞生于民间的小工业、小商业、小科研具有较强的接受新事物、新思维的能力,却因为自身条件限制难以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冲击。这导致了哈尔滨目前的发展不能两条腿走路,使得哈尔滨市的二、三产业建设出现了很多困难。因此,哈尔滨应认清现实、合理规划、大胆创新、大小结合发展二、三产业。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再检讨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初步构建起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实现了证明标准的层次化和多元化。但这一体系仍然较为粗糙,在规范层面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实践应用效果亦不理想。对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规范的未来完善,应摒弃“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明确特殊情形下证明标准的降低,同时丰富和细化证明标准体系的层次。在实践层面,应准确把握各证明标准的内涵,避免相互混淆;落实法官心证公开,强化证明标准适用上的说理;同时,应重视程序性事实证明标准的适用。此外,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立法中的缺位现象应尽快改变,以最终实现证明标准立法与司法解释的统一。     

用理性双赢实践《劳动合同法》

《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实施以来,对于规范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权利义务,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增强了依法用工意识,劳动合同签订率和社会保险覆盖率明显上升,劳动合同短期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     

正确理解《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几个问题

几年来推行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废止了以往当事人动嘴法官跑断腿的陈旧做法，使法院的庭审活动走上庄严、公正、公开的审判模式，法官作为居中裁判者的中立地位在庭审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事人的诉讼清求，提出的主张只能在法庭上通过举证和质证，使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更加明确，法官通过庭审的认证、质证，确认事实，及时裁判，提高了审判效率，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论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建构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建构的内在规律解读 对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建构决定于证明主体和证明对象的分层,这是其内在规律,如此可进行如下三个角度的层次性区分: (一)对不同的证明责任承担主体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检察业务、队伍和信息化“三位一体”机制研究

在依法治国与经济社会全面信息化的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充分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和科技手段，探索建立符合司法规律和检察工作特点的检察业务、检察队伍和信息化建设相协调的“三位一体”的管理机制，是落实新时期检察工作主题和总体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检察管理科学化的重要途径。检察机关必须紧紧围绕检察工作主题和总体要求，构建以检察业务管理为中心、队伍建设为保障、信息化建设为手段的规范化管理模式，全面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     

刑事“幽灵抗辩”的诉讼应对

基于法律意识的提升、举证责任的加重、律师辩护的介入、看守所的交叉感染等诸多原因,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对其是否在明知系违法的情况下仍实施不法行为,因而涉嫌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进行各种难以查证的辩解,即所谓的“幽灵抗辩”,企图逃避刑罚追究.对此,必须从办案实际出发,通过合理利用刑事推定,严密取证方向,正确适用附条件逮捕措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能,保证依法准确打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