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姻亲继承合理性的再思考

根据我国《继承法》，不仅丧偶儿媳或女婿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后能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兄弟姐妹间、旧社会形成的一夫多妻家庭中子女与生母以外的父亲的其他配偶间形成扶养关系的，也均互有继承权，该规定直接突破了世界通行的继承权仅在血亲及配偶范围内的传统基础。无论从继承权产生的基础，还是从姻亲继承产生的源流上分析，我国基于赡养扶助行为授予姻亲继承权都是对继承权基础的直接违背，也是对现实生活中民众继承习惯的背离。通过对姻亲的赡养扶助行为与继承权关系的分析，找出合理的路径与渠道对其实施赡养扶助行为后的权益进行补偿，始为正确的选择。     

中國網絡零售商尋求進入美國電子商務市場時的注意事項

在市場拓展初期,外國企業通常會優先選擇通過電子商務模式將業務擴展到美國市場。多數情況下,在魯莽進軍實體店之前,這些企業首先會通過電子商務模式,在保持投入和風險相對較低的情況下,對美國市場進行試水。雖然中國企業進軍美國電子商務市場具有特別的優勢,並且目前中國網絡零售市場在規模上僅次於美國,但是針對不同的網絡零售環境,中、美兩國在法律、實務方面存在著一些顯著區別。因此,     

改变“迟来正义”现状的举措——以张高平案件为视角

赵高平案件的曝光,让人们再次反思,为何类似的冤假错案会一而再再而三发生,一场场悲剧的发生,以一次次的纠错赔偿机制启动的喜剧结束,最终却落得个一场场闹剧。迟来的正义非正义,结合赵高平案件,从司法观念转变、公检法三机关的配合与制约角度进行分析,目的在于避免此类冤案的再次发生。     

论服务行业中设定不作为义务的格式条款——以“谢绝自带酒水”为例

服务行业中经营者为消费者设定的不作为义务格式条款与立法上的典型格式条款具有一定差异。该类格式条款在违背行业相关性、补充商品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会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在法律规制过程中,需要依据行业相关性具体评价。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的重要内容及价值考量

将于2021年6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的著作权法修改决定,对我国的著作权法律制度作了重大完善,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完善相关概念和制度,包括完善作品的定义和类型,明确视听作品的权利归属,廓清广播权的内涵,修改合理使用的相关内容,增加职务表演制度等;二是强化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包括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法定赔偿额,加大对严重侵权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等;三是解决权利人维权难题,包括增加作品登记制度,增加文书提交令制度,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完善诉前保护制度,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等;四是全面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包括延长摄影作品的保护期,完善残疾人合理使用的规则,增加表演者对其表演的出租权,增加录音制作者的广播和机械表演获酬权等。     

助人为乐献余热

今年69岁的陈路茵,是四师六十四团七连一名退休老党员,在连队,只要一提起她,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说她是个热心肠. 从1993年退休后,陈路茵一直没闲着,农忙时,她帮左右邻居烧水做饭,谁家小孩没人带,她当义务保姆.她还在连里义务巡逻,谁家院门没关好,她帮着关上;发现连里有形迹可疑的人,她上去问个究竟……在她的组织下,目前七连已成立了河东、河西两支三老巡逻队,一年四季维护着连队的的稳定和平安.     

论当事人到场及陈述义务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承认当事人陈述具有独立的证据地位,但由于具体制度安排存在缺失,导致该类证据的应有功能在民事诉讼中并未得到有效发挥。设定当事人到场及陈述义务,规制当事人陈述这一证据方法的程序运作,可充分挖掘和发挥其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功能。     

论开放社会中行政参与的合理界限

行政参与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开放社会的不断发展之下,行政参与的普及具有必然性和可能性。而这种广泛的行政参与并非毫无节制的,无论是参与主体的资格还是行政参与的适用领域均需明确与合理限制。只有正确把握行政参与的合理界限,才能更好地实现政府依法行政。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4〕47号现公布《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14年修订)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第二条公司系依照【法规名称】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级检察院领导与下级检察院依法独立办案关系研究

文章以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的“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一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为出发点,通过对检察一体原则进行重新解读和对目前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关系进行审视,力图在“人财物省级以下统管”背景下,给出优化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合理化建议.通过分析,认为未来检察机关内部权力过度集中于上级检察机关、基层检察机关过于式微,是上下级检察机关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隐患,因而在机制设置上,应突出基层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主体性,明确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根据检察机关内部各部门自身司法或行政属性的强弱,实行分类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