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成因与治理措施

近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民营经济已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及主要经济增长极。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日益突出,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导致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原因极其复杂,既有企业自身机制和经营管理上的原因,也有银行及政府方面的原因。因此,破解民企融资困境,仅指望商业银行扩大对民营企业贷款规模是不现实的,必须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才有望逐步解决这一难题。     

乡镇财政困境剖析及对策

2003年全国乡镇财政负债高达2000多亿元,而负债的乡镇大多数居于我国中西部地区。本文拟以位于西部地区的贵州省毕节市为例,对其2001年、2002年、2003年的乡镇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剖析,以寻求有益于化解乡镇财政困境的举措。一、毕节市2001年至2003年的乡镇财政收支情况及解决乡镇财政困境的做法毕节市辖41个镇乡办事处。2001年,账面有财政赤字的镇乡办事处31个,金额高达4380多万元,其中最多的达380多万元;2002年,账面有赤字的镇乡办事处为19个,金额2360多万元,其中最多的达350多万元;2003年,账面有赤字的镇乡为18个,金额1560多万元,其中最多的…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中小企业融资制度选择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融资问题始终困扰其发展。我国中小企业具有贷款规模小、抵押难、风险大等特点,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完善信息的披露制度、加速信息在市场上的流通、促进信息的共享是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有效途径。缓解信息不对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监管部门及社会中介机构的支持,更需要企业和银行的共同努力。     

大西洋联盟体系中的“土耳其问题”——基于联盟管理的视角

大西洋联盟中的“土耳其问题”是指土耳其日益偏离北约战略轨道而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北约是安全组织,但土耳其加入该组织既是为了制衡威胁,也是为了实现成为“西方国家”的身份目标。因此,安全威胁—安全供应和身份认同—价值供应的匹配程度均会影响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联盟紧密性。需要指出的是,安全和身份在联盟管理中的作用并不相同,前者是决定性变量,后者是辅助性变量。基于对两者的动态结构分析,可以发现土耳其与西方盟友的联盟管理模式经历了五个阶段：捆绑、强制、追随、平衡和疏离。当前双方关系的大幅波动归因于联盟管理困境：土耳其因担心“被牵连”而拒绝与盟国保持一致,又因无法实现身份融入而日益脱离西方定位;西方盟友指责土耳其偏离联盟轨道和价值观基础,但又不愿为其提供安全庇护和身份承认。双方在联盟管理的意愿和能力上出现错配,安全困境和身份困境形成共振。联盟资格的工具化、联盟合作的议题化和联盟管理的身份政治化将成为“土耳其问题”的发展趋势。     

企业犯罪与合规建设的探究

企业犯罪是单位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一大阻碍,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极强的破坏力.因此通过不同监管系统部门的积极响应将企业合规建设借鉴运用于企业之中,借鉴刑事法律的理念等让企业合规建设呈现"刑事化"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使企业犯罪与企业合规建设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企业自身预先进行犯罪防控管理.本文...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刑事搜查的制度困境与完善

刑事搜查涉及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等法律权利,是侦查活动中使用较为频繁的措施之一,本应严格规范适用,但我国目前只是构建了刑事搜查制度的大体框架,还存在搜查理由空白化、搜查令状空泛化、签发主体内部化、救济程序无力化等四大问题。相比之下,英美法系的“司法控制模式”与大陆法系的“犯罪控制模式”在制度体系设计上更为完备,能更好地规制搜查行为,可为我国搜查制度的完善提供经验与启示。但必须注意的是,域外经验不能照搬照抄,而应进行本土化改造,由此方可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搜查制度体系。具体的完善路径可从充实搜查理由、具化搜查令状、转由检察机关签发、强化救济程序等四个方面展开。     

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企业合规中企业与关联人员刑事责任分离问题刍议

企业合规对企业合法合规经营、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有根本性促进作用,但我国现行的单位犯罪立法决定了企业和关联人员的刑事责任过度捆绑,使得刑罚的水波效应过度泛滥,不利于企业发展和经济社会稳定,也导致我国企业合规试点中合规不起诉的适用对象和范围受限,极大影响了企业合规的刑事激励效果。对比在立法上同样存在壁垒的意大利关于企业归责理论的确立,在区分企业犯罪类型的基础上,从实体和程序上分别对企业犯罪责任问题进行剖析,进而对我国单位犯罪归责理论发展提出思路,以期构建最优的企业刑事合规激励机制。     

危机与重建:从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看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现实困境

在2009年6月4—6日欧盟27国同时举行的欧洲议会第七届直选中,作为欧洲社会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原欧洲社会主义党团(PES),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不得不与意大利民主党结盟组成新的党团。2009年欧洲议会大选后,欧盟政治天平已经开始右倾。欧洲议会30年直选的经验表明,投票率的持续下降使得欧洲社会党和民主党进步联盟(S&D)在与欧洲人民党党团的竞争中陷入愈加不利的处境。S&D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欧洲中左派政党(社会党、工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共同困境。面对危机,欧洲社会民主党必须重建,因为其前途关乎欧盟政治舞台力量的均衡,关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前途,关乎整个欧盟政治发展的未来。     

困境与突破：失地农民城市适应问题研究

失地农民虽基本实现了户籍身份的转变,但其对城市的适应还存在诸多困境,主要表现在经济生存边缘化、社会交往困难、心理认同不适应等方面。突破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困境,需要政府、社会以及失地农民自身三方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其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