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方会谈再议:议程调整与机制建设

朝鲜第四次核试爆触发朝鲜半岛新一轮危机,并激发了学界重新审视停摆多年的六方会谈的兴趣。本文强调,朝鲜弃核的愿望以及国际社会能给予朝鲜的回报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因素。作为朝核问题的多边对话机制,六方会谈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平台。本文尝试对六方会谈过去的成就与不足做出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为推动会谈的重启,提出如下建议:(1)调整六方会谈的议程设置,并行推进朝核问题以及朝鲜半岛和平机制问题的谈判;(2)在六方会谈短期内重启无望的情况下,创设灵活的小多边磋商新路径;(3)重启后的六方会谈可考虑设立内生的、普遍性的约束性机制,增加成员国违约成本,提高会谈的功效。     

把握“三个结合”增强高校信仰教育的实效性

调查显示,高校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了解度和认同度有待提高,部分大学生的信仰需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有待进一步加强。[1]如何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高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本文拟就此做一点探讨,以求教于广大同仁。一、全面把握信仰教育的知识结构,注重信仰基础知识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相结合从广义上讲,信仰教育渗透于所有的知识教育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     

军队首先要做战斗队

习主席曾严肃指出,＂相当一部分官兵存在‘仗打不起来、打起来也不一定轮上我’的心理,存在当和平兵、做和平官的想法。这种和平麻痹思想是要不得的!当兵就是要打仗嘛!这就像工人要做工、农民要种田一样,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军人的天职。要深入开展我军根本职能教育,真正使战斗队意识在官兵头脑中深深扎根＂。当前,我军官兵多数出生在改革开放时期,军中＂忘战＂思想不同程度存在。主要有以下三种表现：     

外国政党动态（5月21日至6月20日）

5月23日，布隆迪反对党争取和平与发展联盟主席泽迪·菲鲁兹在首都布琼布拉遭枪击身亡。菲鲁兹是号召反对总统皮埃尔·恩库伦齐扎第三任期示威抗议的组织者之一。     

在彭真身边工作二十五年的片段回忆

1949年北平解放后不久,王汉斌调到彭真身边担任秘书,1954年调任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8年担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1979年彭真复出后,王汉斌被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1980年任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1982年任中共中央委员;198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兼法     

浅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地位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近代史上的一个焦点问题。西安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西安事变在历史上所起作用两个方面,论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创先争优贵在坚持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对加快民族地区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生态绿色持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为藏区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就甘南藏族自治州而言，要把在创先争优活动中积累的经验、     

台湾民意的变与不变

自2008年民进党政权终结、马英九上台以来的四年时间里,有关两岸关系发展的台湾主流民意发生了积极转变,形成了一股反对＂台独＂、认同＂九二共识＂,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浩荡潮流;长期对两岸交流持负面态度的台湾南部民众也越来越多地搭乘两岸和平发展快车;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认知与了解渐趋客观,评价渐趋友善。     

马英九胜选的启示

一、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本保障 “九二共识”无疑是此次台湾大选的最热门议题。大选前国民党不断强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绩，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基础，是为台湾带来“和平红利”的基本保障：民进党则拒不承认“九二共识”，通过“十年政纲”和“台湾共识”的“空心”论述，淡化、回避两岸议题。     

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问题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近20年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法律性质无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1945年联合国初创时提出的理念渐行渐远。在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干涉＂和＂为维护民主实施的干涉＂盛行,严重冲击着国际法上关于使用武力的原则规则;联合国屡次背离长期坚持的＂不偏不倚第三方＂立场,强行介入国内武装冲突,招致重大损失;有关国家集团在联合国体制内或者体制外使用武力产生了极为消极的法律后果;某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未经当事国同意实施＂强制和平＂行动,个别经济类区域组织越权对会员国采取军事行动;为配合联合国的政治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多次对在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这些做法在使国际法的制裁和强制功能得到加强的同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试图根本颠覆传统国际法上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制度。因此,我们必须用一种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对待当前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一道对其进行改革和重构,使其在强化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功能的同时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相契合,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