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医疗纠纷协商和解中的法律规制问题

由于在医疗纠纷和解方面表现出来的简便、经济、快捷、专业性及保密性强等优点，医疗纠纷和解机制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纠纷的一大途径。目前我国的医疗纠纷解决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但这些解决机制都存在不足，势必要引导我们寻找一条更好的途径。而根据我国目前的状况，和解应当是快速，有效、便捷的方法，同时在医疗纠纷解决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医疗纠纷的和解解决机制同样也存在着问题，和解中的权力滥用，和解中的法律责任，和解中的适应部分等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解决和完善，以更好地解决纠纷，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     

周保中在病休的日子里

周保中是一位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戎马半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了卓越功勋；在和平年代里，他是一位忠诚朴素的人民公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任劳任怨，直到最后。     

检察视野下老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在2011年2月25日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增加了对于老年人犯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理的规定.本文以检察机关为载体,以构建老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为中心,探讨在检察领域实行老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能够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行有益的探索,同时也为和谐社会的逐步构建添砖加瓦.     

二战后林则徐后裔曾率舰队收复南海诸岛

2016年7月12日,应菲律宾单方面提出设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罔顾事实,肆意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作出并公布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所谓“裁决”,上演了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 然而,历史是不容篡改的.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拥有坚实的历史和法律根基.尽管近代以来曾屡遭外敌入侵,但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是近年来国际商事仲裁领域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因为裁决的公开似乎与国际商事仲裁的私人性特征相矛盾,其实它并不会减损国际商事仲裁的价值。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立即公布仲裁裁决,每月公布隐去了当事人信息的仲裁裁决,每年年初原文公布上一年度的所有仲裁裁决,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时立即公开仲裁裁决,满足特殊证明条件之下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这些共同构成了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公开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国际商事仲裁本身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也促进了国际商事交往的发展,因此,探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浅议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在行政诉讼中确立调解原则有利于发挥行政机关的主动性,也可以减轻法院不必要的诉讼负担,符合我国中华民族的诉讼传统,能最根本的解决纠纷,案结事了.随着对行政权力性质认识的深入以及对行政诉讼法实施多年来的实践总结,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原则已经势不可挡,虽然现在行政诉讼调解还未得到正式立法上的支撑,但已经以“和解撤诉”、“协调和解”等形式昭示天下,并且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的工作成果.     

刑事和解制度面临的困境与应对措施

我国现今提倡依法治国,提倡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法律体系由立法、执法、守法等环节构成,但各方面仍然不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作用日渐凸显出来,本文正是基于这个背景,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现状予以分析,深入探究造成刑事和解制度困境的相关原因,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措施.旨在与各位同行交流,确保刑事和解制度有效推行.     

“消失中的审判”?——重新认识美国的诉讼和解与诉讼调解

"消失中的审判"的审判(trial)仅指全面庭审,trial之外还有多种审理和裁判,而即决判决的占比就在7%~20%。因此,trial降到2%并不表明和解升至98%。对实际的和解率有70%和50%二说。美国法官对和解的促进(调解)并未有效提升和解率。美国和解率较高的原因是案件积压严重,trial昂贵,开示程序有助真相呈现。格兰特未倡导和解,甚至认为和解本质上无所谓好坏。美国的和解有较清晰的事实基础,有较广泛的高额惩罚性赔偿为后盾,所以更可能有利于权利人,并仍有较强的阻吓功能。在审判实践中,不仅应提高调解的质量,而且应努力提高督促程序的利用率,以快速、充分地保护权利。     

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破立”之博弈解读——以S省M市中院239件一审刑案为视角

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中属于明确被拒绝的范畴。然而,其却一直存在,并广泛运行于司法实践,还呈现出诸多特点和规律,如死刑案件达成和解比例越来越高,赔偿金额逐年增长,赔偿金额与量刑刑种、刑期呈反比等特点。但死刑案件刑事和解之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对其也应予以规范和完善,如成立国家赔偿专项基金,补足低于法定赔偿金额的案件,将超出法定赔偿金额的部分收归国有等。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只有在"破"与"立"的博弈中才能寻找到其最后归宿所在。     

行政契约履行争议适用《行政诉讼法》第97条之探讨

在行政契约履行救济渠道上,我国行政机关因为受限于原告被告角色恒定性的立法预设,无法提起契约之诉,因此《行政诉讼法》上的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制度被作为关注的焦点和方向。行政契约不属于传统行政行为范畴,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不及于其,以契约本身作为执行根据不合乎行政法治理念。依法成立的民事契约也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行政契约的强制执行亦无普遍的契约法理基础。为有效解决行政契约履行争议,除了恢复行政机关的契约诉讼原告资格和诉权之外,契约当事人的自我约定强制执行制度、与行政优益权相匹配的其他法定处理权等,可以作为破局的尝试。但是,这些制度设计也可能消解行政契约的合意性、平等性,不仅应该使其法定化而且力求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