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法对韩国法制史之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古代韩国王朝法令和相应中国古代法,以此比较为基础阐述中国古代法对韩国法制史之影响。文中主要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对“八条法禁”及其相关条款、夫余的刑制以及“一责十二法”的影响;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受中国律令的影响程度及其状况;朝鲜高丽时代的律令受中国古代唐律和宋律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大明律对朝鲜时代创制的最初成文法典——经国大典的影响。     

高丽律辑佚与复原及其所反映之时代

高丽律的亡佚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障碍。本文在对现存高丽史料进行排比、分析的基础上,对高丽律进行了辑佚与复原。辑佚律文反映的是成宗制律之后,武人执政之前律典的情况。而复原律文反映的是武人执政以后修改过的律典的情况,对法典内容做了重大改动,故而与《刑法志》序言提示的结构不合。     

论汉隋间法律文明的转型——以汉隋间的四部《刑法志》为主线

《汉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魏书·刑罚志》《隋书·刑法志》既勾勒出秦汉直至隋代这一历史阶段法律发展的宏观景象,又记载了当时法律实践的诸多细节.秦尊法家、汉承秦制后,已经建立起形式法律观.西汉中期以降,儒家法律思想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实质法律观逐渐形成.自汉末至晋隋时期,法律儒家化不断加深,由此建立起系统的儒家式君...     

古罗马法和唐律有关诚信规定之比较

信用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内容。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迫切需要重塑社会信用。诚信原则在古罗马法和唐律中都有规定,但规定的形式不尽相同。这种规定的差别是由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的。探究和比较古代法中的诚信规定,对完善当今的法制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自首

自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这项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我国历朝历代都十分注重犯罪的自首问题，自首的确立最早可上溯到秦朝甚至更早，至唐朝立法时，唐律对自首作了十分详细的规定，此后自首遂正式成为我国历代法律制度中的一项完备制度。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自首，与现代刑事立法的自首是不大一样的，在古代法律中的自首，必须是犯罪未被察觉，同时犯罪一旦被人告发，无论官府如何处理，     

释唐律“出入得古今之平”

“出入得古今之平”是对唐律规定的刑罚制度和刑罚适用所作的精辟且符合实际的评价 ,即刑制平缓 ,轻重适中。就法定刑而言 ,采用的是一罪一刑的方法 ;死刑仅有绞、斩二等 ;对加刑作了严格限制 ;对数罪择其重者论 ;对老幼残疾有相应的减免刑的规定。体现了唐统治者“寓教于刑”和“仁义”治天下的立法指导思想。     

“为政莫若至公”

唐太宗李世民创建唐王朝以后,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十分注意加强法制,他一登上皇位,就责成大臣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订《武德律》成为《贞观律》,并为《唐律》作注解,形成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唐律疏仪》。在那个时期,唐朝的法律法规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国家政治制度到社会经济生活,直至民间的婚丧嫁娶,都有详细的条文规范,使大臣百姓一切行为都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唐律》类推制度探析

唐律规定,如果"一律内,犯无罪名",则"类举以明出入轻重",即可以运用类举来定罪量刑。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法制史、刑法史著作,在谈及唐律的类举制度时,都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类推。但从唐律及其疏文来看,其对于性质相同但情节不同的事例所作的类举并非现代刑法的类推,而应属于一种当然的解释;其对性质、情节不同,但损害程度相近的事例的类举,是一种立法上的类推,应属于法律拟制。唐律中有关比附的规定,事实上都属于律有明文规定的,而非律条之外相似行为的比照适用,亦非扩大了罪行适用范围的类推制度。学界目前所主张的类推的观念是对唐律中相关规定的误解,其可以称之为形式意义上的类推,但绝非刑法意义上的类推。     

论《刑统赋疏》及其法学价值

《刑统赋疏》是元人沈仲纬出于“敬民命于议刑之际”的强烈责任感而写作的一部专门解释宋人傅霖“刑统赋”的著作.它以“刑统赋”为纲,综合运用疏、直解、通例等三种不同形式,阐释了“刑统赋”以及唐宋刑律的精义.作为一部历史上的律学著作,从法律的角度看,《刑统赋疏》至少有三项价值：申述了一些至今仍然值得关注的法律观点,深化了我们对唐宋元三朝刑法制度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唐宋元三朝法典的校勘和复原.     

《唐律》案例适用汇编

《唐律》是唐代法律适用的重要依据,本文就唐律的律条自编故事解析唐代案例在实际中是如何定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