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公司商业机会认定逻辑的探究

新公布的《公司法（修订草案）》对公司机会规则从主体范围、除外事由方面做了修订,但是对公司机会的概念仍缺乏清晰的界定。立法的模糊将不利于我国司法对公司机会的认定达成适用标准的统一、法律适用的一致。本文旨在通过梳理美国判例法的规则和我国学者的观点,进而明确我国司法对公司机会的认定标准。     

刍议控制股东违背诚信义务的法律防范与救济

文章详细阐释各国有关控制股东违背诚信义务损害其他股东权益的各种防范、救济措施及我国相关法律规范之现状,通过论述提出为完善对控制股东违背诚信义务损害其他股东权益的防范与救济,我国《公司法》需在总则中明确规定控制股东诚信义务,增加限定股东会召开的最低表决权数规定、完善控制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与股东诉讼制度。     

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问题现状与其改进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视也随之提高。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演艺明星,几乎每个群体或多或少都遇到了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由于信息技术发展速度过快,所以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并没有跟上发展速度。规章制度的不健全,也使得公民的个人信息更容易遭到他人的侵犯。在信息化时代,公民个人信息也成为数据资产的一部分。所以有许多不良企业、不法商家将公民的个人信息售卖给相应机构。因此,本文将具体讨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当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够为相关读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医疗纠纷中“告知内容”精致化的反思——以“幽灵手术”案件为视角

“幽灵手术”是在未经病患同意的情况下,由其他医师甚至非医师替代完成手术。该现象已然引起我国社会的热烈关注,但是,法律界探讨尤显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确立了医疗告知制度,然而,对主刀医师资讯及参与手术方式是否应当纳入告知范畴付诸阙如。司法在模糊立法状态下对“幽灵手术”的立场呈多样性、复杂性。通过内生价值、伦理价值、社会价值的三重考量,并结合域内外观点和案例的探讨,司法对“幽灵手术”态度应当明朗。规制“幽灵手术”应先规范医疗告知制度,进而理清如何审查认定“替代医师”是否存在。     

新闻报道的权利与义务论析

本文就目前我国新闻机构与新闻从业人员在进行新闻报道中的主要权利与义务进行阐述 ,并提出一些立法建议。     

试论董事的义务及责任－董事的侵权（直接侵权）责任初探

对于董事的义务及责任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公司法规定有所不同。义务是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 ,没有义务就无所谓责任 ,因此 ,要讨论董事所应承担的责任 ,应首先探讨其所担负的义务 ,否则对责任探讨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我们在此讨论的董事的侵权责任是董事对公司以及对董事对第三人 ,包括股东和股东之外的第三人的侵权责任。就董事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 ,英美法系的法学家有不同的主张 ,有的认为董事是公司财产的受托人 ,此即流行的信托说 ;有的认为董事是公司的代理人 ,此即代理说 ;还有的认为董事既非受托人 ,也非代理人 ,而是一种…     

婚姻家庭立法的价值取向与制度重构

婚姻家庭法的立法,经过多方争论与深入讨论之后,许多制度,如亲属制度、无效婚姻制度已达普遍共识。本文仅就尚存争议的制度进行探讨:禁婚亲制度、夫妻忠实义务制度、离婚救济制度、军人婚姻制度。     

服从与秩序——试析政治义务的实践方式

政治义务与政治权威一样,都是政治学中的核心概念,它们都代表着政治领域特有的实践方式.政治义务作为每个普通公民都应履行的实践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对应着最广泛的受众和人群,成其为普遍的政治行为方式.然而人们对政治义务的本质有着似是而非的理解,总是把和它有着一定外在联系的非本质因素相混淆,从而消解了政治义务自身的应有之义.本文尝试通过厘清人们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分析出政治义务内在的实践逻辑,从而揭示政治义务的本质.     

我国台湾地区“洗钱防制法”2016年修正及其评介

我国台湾地区“洗钱防制法”2016年12月28日进行了最为全面的一次修正,并已于2017年6月28日施行。其修正动因包括通过亚太洗钱防制组织评鉴、兆丰银行纽约分行遭美裁罚案的推动、接轨洗钱防制国际规范等多重面向。其修正重点包括提升洗钱犯罪追诉可能性、建置透明化资金流轨迹、落实洗钱防制体制、强化洗钱防制国际合作等四个方面。其配套修正包括出台“洗钱防制法”相关配套实施规则,修正“洗钱防制法”关联他法中洗钱防制配套条款,制定“洗钱防制法”相关义务主体指引规则。对台湾地区2016年“洗钱防制法”修正的评价要一分为二,其在立法目的校正、接轨国际规范、洗钱判断标准等方面有着较为成功的经验,但与洗钱防制的应然需求相比还存在着立法表达落差、关联他法不协调、本土经验欠缺等不足之处。     

先行行为责任人的义务之源——以江歌案民事一审判决为主要考察对象

江歌案中刘暖曦的行为是引发危险的先行行为。在江秋莲诉刘暖曦案中,欲准确适用法律,需要探究先行行为责任人的义务之源。安全保障义务因其主体类型的特定、义务人应承担的补充责任以及义务内容的无法确定而不存在适用的可能;但德国社会交往中的安全保障义务理论可以助力于法律论证。《民法典》中的法定救助义务也有被适用的空间,但面临着类推适用存在性质、程度和结果的障碍。对刘暖曦因其先行行为附加注意义务是适宜的,注意义务的核心是对风险应避免而未避免。当我们无法从具体义务中寻找更适宜的义务之源时,注意义务担当了侵权责任中一般条款的功能。刘暖曦的义务或许可以在关系性契约所要求的善意、合作和帮助中寻找到更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