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视角探讨和谐的重大意义

和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哲学范畴。我们以往在很长的时期内，由于片面理解唯物辩证法，过分强调矛盾斗争性，过低估计或缺乏对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许多人视和谐为调和，曲解了和谐范畴的本质内容。     

弘扬唯物辩证法，推进改革

唯物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字”,所以,革命的胜利,要靠唯物辩证法指引,同样,改革的成功,也迫切需要唯物辩证法来指导。 一、搞好改革,就要懂得和宣传唯物辩证法的极端重要性 通过实践,人们已经懂得了唯物辩证法对于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如果用一句形象的话来概括这一重要性,这就是:唯物辩证法是改革取得成功的法宝。这一点,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去说明:首先,掌握唯物辩证法,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判断改革的社会性质,坚持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其次,     

发展≠增长：还原发展的本来意义

“发展”这个词，既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也是一个含义极其广泛的词。哲学上，“发展”一词是抽象的，指的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物质到新物质的运动的变化过程。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而向前的、上升的、进步的运动即是发展。发展的本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即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发展”，则是指人类社会状况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进步的历史过程。     

坚持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作风建设是全党的大事,全党同志要共同努力,但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好。领导带头,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从来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抓作风建设,尤其有一个上行下效的问题。”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领导干部自律不严和他律不力的问题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以致违法违纪案件不断发生,严重影响了党     

邓小平社会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为中心,以先富与共富论、改革论和开放论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发展观。其哲学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邓小平对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运用之比较

唯物辩证法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依据之一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对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和运用 ,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的运用。但由于时代条件、历史任务及个人因素等原因 ,致使毛泽东、邓小平在运用这三大规律上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也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启示。     

列宁研究问题的根本方法及其时代价值

理论体系中最有价值、最值得珍视的是科学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人们注意较多的是经典作家作出的具体论断和结论,而对其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则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列宁研究问题的方法,形成了科学完整的方法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应用,唯物辩证法是列宁研究问题和分析一切事物的根本方法.     

攀向人类理性的“珠穆朗玛峰”的一次可贵努力——读曹祖明教授的新作《矛盾哲学导论》

从日常生活感受的层面上讲,“矛盾”是人们惟恐避之不及的东西,问题是人们之所以规避矛盾,恰恰因为人无时无刻都不得不遭遇矛盾,而规避自己不得不遭遇的矛盾,这本身就是“矛盾”,这也是人的"天性"。但是,人的理性从来都不甘于矛盾之窘态,于是,哲学意义上的矛盾研究便由来已久地与哲学的存在和发展而存在和发展。然而,从理性层面去面对矛盾、进入矛盾、诠释矛盾并不轻松,因为哲学意义上的矛盾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只能以矛盾的态度、方式面对矛盾、进入和解释(决)矛盾,这就意味着遭遇新的、更多的矛盾。因此,从哲学史的很长一段时间来看,对于矛盾的研究似乎成了一种“欲说还休、欲罢不能、欲做却窘”的“弗弗西斯”式的哲学“宿命”。     

继承与创新相结合重在创新——《商品论》简评

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党校何明副教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基础上,经过20多年的潜心研究,对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形成了四卷本《商品论》,并在2000年到2004年四年时间里先后出版,全书共计145.1万字,实属难得。《商品论》始终贯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是,它又不是教条式地重复马克思的观点,而是从时代的高度上,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南,通过总结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实际的新情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结论。它在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本质论、劳动形式演进论和劳动智力浓度…     

20世纪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热”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进一步传播,而且深入渗透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其中尤以唯物辩证法的风行一时为最.究其缘由,这首先是理论自身整体性和逻辑发展的要求,其次是出于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具体说来,当时的"唯物辩证法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唯物辩证法的经典原著被大量翻译出版,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从前;第二,有关唯物辩证法介绍与研究的著作和教科书也被大批翻译出版;第三,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介绍唯物辩证法的论著也日益增多,其中李达、艾思奇等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和中国化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