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判决形式的重构——从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角度分析

行政诉讼是人为的宪政制度设计的结果,行政权与司法权两种权力运作模式的目标截然不同,这是现实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紧张的根源所在。正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差异性是行政诉讼判决形式改革的基础。在现有的裁判方式中,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应当全面取代维持判决,撤销判决中应规定重作判项,但内容不宜具体,履行判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来决定是否应规定具体的内容,变更判决范围不宜过大,确认判决的存在仍有必要。     

浅论我国判决书判决理由的完善——从比较法的角度入手

本文开篇先介绍了中国判决书的现状和主要问题,接着分析了判决书说理不清的制度成因。然后在借鉴两大法系判决理由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现实,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现代信息技术对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影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证据法中是最具争议性的证据规则之一,自从19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威克斯诉合众国一案中确立该规则以来,围绕这一规则所产生的争议就接连不断。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排除规则适用的地域范围;其二是关于排除规则适用的案件范围。1961年,联     

商标保护应适度——“薰衣草”商标侵权结案

2007年4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颇具争议并被媒体广泛关注的“薰衣草”商标侵权一案作出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德国商号制度及其改革

《德国商法典》以商号的真实性原则为基础 ,对商号的确定、商号的变更与转让、商号的保护等内容作了全面规定。改革后的《德国商法典》以商号自由化为基本目标 ,对商号的选用、商业信函中商号的使用说明、商号登记程序的简化等内容都进行了改革 ,通过改革旨在使德国的企业能更自由地通过商号的使用来提高其竞争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     

胜诉 败诉 随想

曾听一位资深律师说过，执业久了，反倒感觉越来越难以预测诉讼结果。法官无论怎样判决都有道理，反正以目前中国的法治现状，无论如何都是可以找出千万个让人理解得人宽容的理由。然而，当事人最希望的却莫过于清楚地从自己的律师嘴里听到明确的诉讼结果预测，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令人颇为作难。     

明清刑事诉讼“依法判决”之辨正

是否“依法判决”乃明清时期诉讼实践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民事诉讼而言,情理无疑是判决的主要依据,但法律仍不可忽视;从刑事判决来看,法律构成了判决的基础,然情理的作用也不容忽略。对普通刑事案件来说,“依法判决”已是学界共识;就疑难案件而言,司法官员也都非常重视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但是比附律例,参照成案,从律例中推导规则,乃至移情就法的现象同样普遍存在。除了慎刑、公正和维护皇权的原因以外,“依法判决”也是司法官员强化自身权力与利益的有效工具。     

安徽阜阳原交警支队长受审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日依法对中共湖北省委原副书记、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张国光有期徒刑11年。     

执行的困惑

上海某大型商城(以下简称“商城”)已被司法部门委托拍卖，并已以5.3亿元成交。该事件立即引起商城的股东，尤其是商城的债权人和尚未判决的债权人的重视。在商城的执行中，涉及到多个执行申请人、多个被执行人，还有多个尚未生效的判决，情况十分复杂，执行法院又应如何划分拍卖所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