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的扩展趋势之探析——兼评我国有关规定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商事争议愈益增多,各国对仲裁支持的力度也在加大,因此各国有关仲裁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事项的限制日益减少,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正呈现出不断扩展的趋势。与此扩展趋势相适应,我国国际商事争议的可仲裁范围亦日趋宽泛,但有关法律规定与此尚欠衔接,故应从立法技术和内容方面加以修改和完善。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的中国商事法律继受问题初探

对中国商事法律继受的哲学属性进行研究，目的在于透过“中国商事法律多渊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现象，探求“中国商事法律继受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科学活动”这一本质，进而阐明中国当代法律继受所蕴含的深层哲学理念。文章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法理学、商法等基本原理，通过对商事法律继受实践资料的整理与评析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商事法律继受活动蕴含着一系列哲学价值，应根据中国国情，借鉴、移植世界其他国家立法的有益成果，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商事立法活动更加科学化、规范化、民主化。     

商事主体判定标准的立法选择

汪青松在《河北法学》2010年第11期撰文认为，商事主体资格的判定对于商事法律关系的建构和商事特别法律的适用意义重大，但我国关于商事主体的理论认知和立法现状却难以有效解决现实中缤纷复杂的商事主体资格判断问题。各国商事立法关于商事主体的判定标准的规定不一而足，     

民法典的编纂与商事立法

民法与商法的固有联系决定了商事立法在民法典编纂中的特殊地位，为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编纂民法典的立法定位突显了商事立法的重大使命。民商合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民商分立也并不可取，民商立法体例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民法法典化与商法单行法并行的折中体例，此属真正本土化的中国创制。商法通则的制定不仅有充分的法理基础与现实根据，还将使商法的中国特色表现得更为鲜明、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模式的两难选择、并与我国民商立法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指导思想和现实格局高度契合。     

创新社会管理语境下海淀区法院商事特邀调解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和分析

自2009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并实施《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来,人民法院引入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便走上了快车道,我国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也日益得到发展并逐步走向深入。在商事审判领域,对于这一机制的探索从更早一个时期就     

试析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改革和发展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并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结果。中国国际商事仲裁事业虽已取得巨大成就,但在仲裁制度、仲裁实践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缺陷。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求中国完善仲裁立法并转变和创新仲裁理念。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国际商事仲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改革与发展的趋向应表现为国际商事仲裁类型的多样化、仲裁员制度的合理化、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大化、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的弱化和国际商事仲裁业务发展的产业化。     

商事登记二元化审查标准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商事登记的审查标准经历了从实质审查标准到二元化标准的变迁,但是,由于传统注重安全的监管理念、规范内容的缺失以及环境机制的不健全,造成二元化标准在实践中存在适用范围混乱、效率低下等困境。因此,对之完善和建构的出路是,坚持注重效率,兼顾安全的审查理念,明确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的适用关系,并对实质审查的适用条件和方法予以规范。     

潜规则触犯刑律得不偿失

现代市场经济，商业竞争日趋激烈，为了获取交易机会或者经济利益，一些不法分子就采用贿赂手段，以致商事活动中的贿赂行为逐渐滋生，不断蔓延成了“潜规则”。金山区检察院分析商业贿赂案件发现，在商事活动中，不仅贿赂对象有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等国家工作人员，     

商事改革,给浙江带来什么

正今年上半年,以降低商事主体登记注册门槛为核心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浙江正式推进。此间,注册资本实缴改认缴、放宽住所与经营场所登记条件、年检改年报等方面的改革成效显著,激发了全民创业创富热情,改革红利也进一步释放。释放红利新设市场主体多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建立公平开放     

法国商事法律制度中夫妻商事能力和商事责任研究

[摘要] 夫妻配偶在当代社会都获得了商事能力，可以共同或者单独从事商事活动；夫妻商事能力的获得是男女平等原则在商法领域的反映，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夫妻在从事商事活动时除了要享有相应的权利之外还应承担众多的义务和责任；为了保护与配偶商人从事商事交易活动的第三人的利益，配偶商人应当承担公示夫妻财产制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