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众使用”与“商标使用”的关系及其法律效果——由商标俗称案件引发的思考

在有关商标俗称的案件中,“主动使用标准”与“客观联系规则”既存在固有缺陷,也未能明确“公众使用”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果。为此,首要问题是明确“公众使用”与“商标使用”不具有同一性,“公众使用”不能类推适用“商标使用”的法律规则。如何处理商标俗称则是有关“公众使用”法律效果的问题,具体可以采用类型化分析的途径。在权利创设层面,“公众使用+原商标权人（延伸）注册/主动使用=创设权利”;在权利维持层面,“公众使用”不能作为原商标权人“连续三年不使用”原商标的抗辩理由;在权利保护层面,商标俗称是原商标的近似商标,其他经营者不能注册或使用商标俗称。     

高校处分权的可诉性探讨

高校在对学生实施开除学籍的处分中,高校是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与学生之间形成的是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学生对高校给予的开除学籍处分不服的,可以提起诉讼,即高校处分权具有可诉性。     

论刑讯逼供行为的程序治理

刑事诉讼中“严禁刑讯逼供行为”的规定并没有在具体的证据规则设计和程序设定上得到回应。要在程序上治理刑讯逼供行为,应当在程序上建立起“自律性”制度,规定程序性违法的“刑讯逼供”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同时引进“他律性”措施配套,以遏制刑讯逼供行为。     

案发前退还诈骗款物的规制考量

最高法研究室对“申付强诈骗案”的电话答复是针对特定个案裁判的处理,该答复不能适用于所有的诈骗案件。行为人在案发前退还部分或全部诈骗款物的行为,本质上是犯罪既遂后的认罪悔罪表现,不应影响入罪评判环节的“可罚性”判断,只应影响刑罚裁量环节的“需罚性”决断。司法实践不能为规避事实认定中的非法占有故意问题与规范评价中的诈骗数额确定疑难,对退还的诈骗数额采取绝对扣减的做法,而应结合个案答复的法律要旨和有关诈骗案件办理的司法解释规定,区分不同款物的返还情况和可能出现的法律处理结果,在保证刑法严肃性和刑事追究的前提下,妥善处理个案中法律适用的“可罚性”判断与“需罚性”裁量。     

从陶渊明的性真心善看其归隐的和谐与自得

陶渊明辞官归隐历来备受世人关注。本文拟从他的心性入手去探讨这一话题,指出性真是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必然,心善是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基础。正是由于这二者,陶渊明在归隐后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个体的生命与心灵之间的和谐这三者的完美统一,从而领会到田园生活的闲情逸趣、自得之乐,进而成就了其至善至美的人格。     

关于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思考

评价地方性法规质量高低的标准有两条:一条是法律标准,即"不抵触原则";另一条是实践标准,是指"有特色"和"可操作"。不抵触原则是指地方性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条文相冲突、相违背,并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精神实质、基本原则相冲突、相违背。"有特色"是指地方立法要充分反映本行政区域经济、政治、法制、文化、风俗、民情等对立法调整的需求,注意解决本行政区域突出的、而国家立法未能或者不宜解决的问题;"可操作"是指要求地方性法规要加强民主立法,正确处理公权与私权、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完善有关立法的程序规定。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转向问题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转向是指由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向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转向,是现代哲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具体运用,是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局限性的客观要求。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转向进行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建设,有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有效性,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走向现代化、科学化。     

我国著作权法中人工智能主体资格之否定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著作权法律体系带来诸多冲击.在解决后续具体问题之前,必须先明确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主体资格.目前学界中关于肯定人工智能著作权法定主体地位的观点都有相应的不足.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目前阶段,赋予人工智能著作权法定主体地位既无可能性也无必要性.我国著作权法应当继续坚持其作者权体系的立法初衷和...     

关于提高企业培训有用性的思考

大多数企业对于培训重要性的认知转变可以从其投入于培训的资金比例上看出,甚至把培训用作招揽人才和留住人才的重要工具,以及提供给员工的另类福利。然而随着一轮轮培训潮的起伏,人们逐渐冷静下来,开始理性地寻找新的问题,为什么听讲时感觉效果很好的课程却很难与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建立起逻辑联系,也就是学的东西不实用。很多企业反映,花在培训上的钱至少有一半是浪费了,更难以理解的是怎么会发生浪费,浪费在什么地方。那么,培训为何没有尽到其使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呢？     

工科物理实验教学探讨

物理实验教学一直是我们不断探索不断改进的学科,在此本人对开放式实验和设计性实验提出了一些想法,希望能在实际教学中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