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中“入户盗窃”行为之理解与适用

本文案例启示:《刑法修正案(八)》中"入户盗窃"的"户"需要具备两大特征,即功能特征和场所特征,包括日常生活性、久居性和封闭性与排他性。"入户盗窃"未窃得财物以及窃得的财物不具有经济价值的,倘若"入户盗窃"针对的是有价值的财物,即使最终未得逞,也     

平等和差异：近代性“别”观念双重特性的建构

近代生物进化论传人中国，彻底改变了儒家人伦关系中的“人”观，建立起以生物为基础的“人”的观念。同为人类和男女类分——依据生物性（sex）分成两个性属——的观念同步建立起来。平等和差异是内在于生物人观的两种规范，它们作为女权运动的两种基本理据，在近代却使女权运动陷入了两难困境：诉诸同类，希望成为和男人一样的人，就会落入男人已设定的标准；诉诸差异，做一个与男性不一样的女性，意味着成为男性的“她者”。     

含硅油洗发水到底好不好

在微博及微信上流传的一条消息引发了消费者的广泛关注:“国内九成洗发水中含有一种名为‘聚二甲基硅氧烷’的成分,即人们常说的顺滑剂‘硅油’。使用含‘硅油’的洗发水后确实会使头发顺滑无比,但也会堵住毛囊,使头发干枯受损,甚至导致脱发。”对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     

“ 本体论承诺”之破解何以可能——以布迪厄和吉登斯的“关系性思维”为研究对象

实体性思维方式因预设了过多的“本体论承诺”而存在着学术和现实的局限性和困境.基于此,布迪厄和吉登斯试图破解实体性思维方式所预设的二元对立,尝试以“关系主义方法论”实现对“实体性思维”的超越.辩证地看,“关系性思维”虽具有较强的阐释优势,但其尚不能实现对“实体性思维”的彻底超越.两种思维方式的辩证互补将为二元存在的关系阐释开启新的境遇.     

分化的农村,复杂的治理

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在"以工补农"的大背景下,涉农的各项优惠政策、制度正在密集性地实施,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为乡村社会的发展带来重大的契机,社会各界无不期待乡村社会"善治"目标的实现。然而,大量的经验调查发现,乡村社会的善治目标并未如期顺利实现,相反,中国乡村治理呈现愈加复杂化和多元化的样态,一些地区甚至频频陷入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困境。     

邻避冲突中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的因果推理——基于京沈高铁事件的力场分析和过程追踪

围绕"具体公共政策中的社会抗争是否催生政府回应""社会抗争如何作用于政府回应"这两个问题,运用力场分析和过程追踪方法对京沈高铁事件进行因果影响和因果机制分析,实现对"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完整的因果推理。研究发现,在有争议的权威主义国家背景下,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逐渐呈现良性互塑,抗争性政治正朝着回应性政治转变。研究结论认为,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正相关、社会抗争中的政治回应性取决于动员能力和反动员能力的博弈结果、政府回应对社会抗争具有"判例"效应。而有效处理类似的社会抗争事件,应保持政治回应的理性、重视信息技术的作用、变革社会治理的方式等。     

司法裁判视野下的原因自由行为——基于49份案例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对49份裁判文书的整理和分析,发现我国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存在着冲突,其一,对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不同,其二,我国法律规定与实践中不相适应,其三,理论中对行为人主观状态的分类和司法实践中的认定不同。实践和理论的不一致是因为对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依据在我国学界并未达成共识,因此出现学术争鸣不断,实践中裁判各不相同。原因自由行为其不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应在司法实践中予以规范,统一司法实践中对原因自由行为的量刑考虑。     

破解技术中立难题——法律与科技之关系的法理学再思

随着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科技的迅猛发展，法律与科技之间的难题不断凸显，司法中关于技术之定位的疑难案件也反复出现。技术中立原则常常被用于反对法律对技术的监管，或者为技术服务者免责。然而，技术中立的概念存在诸多歧义，包含着功能、责任和价值等方面的意涵。技术中立难题的核心在于价值中立，因此必须将其置于法律与科技的关系之中加以界定。对法律与科技之关系的法理学理解存在三种模式。其中，管制模式和回应模式未能完整地呈现技术价值和法律价值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而重构模式主张法律针对技术价值的不同面向而进行自我调整，在技术价值和法律价值世界的碰撞中进行重构，解决技术所引发的归责原理和规范建构问题。在重构模式之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技术中立的价值处境和法律意义。     

“收受礼金”入刑的功能分析——基于刑法谦抑性立法原理

“收受礼金”入刑的争论,是2014年末刑法界的焦点议题.本文依据刑法谦抑性立法原理的理论逻辑,以刑法手段最后性、克制性的思想理念,首先分析了我国公职人员收受礼金的现状与社会危害性,其次分析“收受礼金入刑”是否具有不可避免性,最后,研究如何通过“收受礼金”入刑构建公职人员腐败行为规制的完整体系,论述“收受礼金”入刑能够处理好自身与“受贿罪”及党政纪律之间的关系,形成一套科学完备的反腐败体系,起到串联罪与非罪制度化构建的作用,重视预防腐败犯罪,走出低效的重刑反腐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