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把代表提案办理工作作为学校民主管理的主平台和主渠道

近几年来 ,各级教育工会、学校特别是高校工会在党政的大力支持下 ,探索、创造出很多教职工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的好制度、好措施、好经验 ,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是高校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工作 ,要真正引起学校党政及其各单位、各部门和教职工的高度重视 ,并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推进学校特别是高校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就应该把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提案的办理工作作为学校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的主平台和主渠道。     

紧密结合"四因"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所特有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紧密结合"四因".     

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探析

新刑法对交通肇事罪进行了比较重大的修改,但对交通肇事罪“因逃逸致人死亡”这一加重情节的规定较为简单,而现实中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非常复杂,从而导致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较大分歧。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界定以及相关情节的认定问题作了解释,但是该解释仍然存在可商榷之处。笔者以刑法理论为指导,通过对交通肇事罪“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对象范围、罪过形式以及司法界定的分析探究,以加深对此问题的理解。     

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日益趋同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对外贸易与FDI流入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上是相关的,但其相互促进作用不明显,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尚处于初级阶段.     

“密室逃脱”能否“逃脱”法律责任?

近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玩家因“密室逃脱”游戏意外受伤而引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判决经营密室的重庆市江北区某文化传播工作室承担70%的赔偿责任。     

论代理权授予与基础行为的联系

代理权是否受到基础行为的影响,对于代理权的有无和范围的判断非常重要。有因无因两种解释方案的选取,需要以何者能够更好的平衡本人利益和相对人利益为根据。无因性将授权行为和基础行为切断,使得相对人可以只根据授权行为判断代理权范围,极大地保护了交易安全。虽然无因性也具有诸多劣势:一方面,无因性提供的不区分的保护会将恶意相对人也纳入保护范围之中,无因性也不能对相对人的所有合理信赖都提供保护;另一方面,在基础关系全部消灭或者孤立授权时,由于被代理人没有基础关系和其他法定求偿权可以借助,而只能求助于侵权法或者后合同义务制度的保护,对被代理人的保护力度十分薄弱;但无因性相比于不保护相对人利益的有因性来讲仍然具有巨大优势。在有因性和表见代理制度的组合下,不仅无因性保护交易安全的功能可以被有效替代,被代理人的利益也能得到有效保护;并且,考虑到代理根本上是为了被代理人利益的制度,有因性的选择更具有正当性。综合来看,辅之以表见代理制度的有因性是更好的解释选择。     

见义勇为行为的法理透视

见义勇为行为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具有不同的民法属性,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属无因管理;见义勇为者与侵权行为者之间属侵权行为法律关系;见义勇为者与国家间属行政补偿关系。只有科学分析见义勇为各当事人彼此间的法律责任,才能有效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尤其是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因时因势调整农民工工作的着力点

农民工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当前,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融入城镇,实现市民化;部分返乡就业创业的农民工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为乡村振兴贡献了重要力量。可以说,农民工群体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也对农民工的技能提升、就业创业、社保维权、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必须准确把握形势的阶段性变化,顺应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力求实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配置的目标要求,谋划农民工工作的前瞻发展,因时因势调整农民工工作的着力点。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三重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既是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的高度凝练,也是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论的深刻总结。具体而言,"因事而化"就是要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高校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的全过程;"因时而进"就是要紧贴时代发展脉搏,瞄准时代特点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因势而新"要求高校根据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不断更新工作理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的普法模式创新研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普法模式的创新,必须因需普法、协同普法,推广“5W”精准普法模式,对普法效果进行科学评估,用高质量的普法供给催生高层次的法律需求,让群众从“要我学法”到“我要学法”,增强普法获得感,最大限度地发挥法治宣传教育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