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治理助力疫情危机后的高质量减贫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减贫工作面临着市场化增收手段效率下降、脱贫攻坚项目需要调整及疫情重灾区返贫压力加大等潜在风险,亟需通过大数据治理等技术性手段来转危为机。从现有经验来看,我国减贫领域的大数据治理体系已经取得了四个重要突破,一是跨部门的横向信息组网已初步完成,二是部省市县的四级纵向信息系统基本定型,三是大数据信息核对能力有了大幅提升,四是新型技术手段在大数据治理平台中得以广泛运用。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我国应当针对当前大数据治理体系中存在的六个问题,以信息的全域性、精准性、即时性和应用性为建设目标,努力通过明确数据参数、建设区域性"政务云"、省级垂直管理、优化信息安全、推进新技术使用、提升立法层次、鼓励省际对接、保障人员稳定、开发沉淀数据等九个方面来完善各地的大数据治理体系。     

不能以应急思维建设应急法治

"紧急状态无法治"早已成老皇历,法治不仅是常态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同样也是人类有效防范和应对突发应急事件的必然选择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这既是一种生活经验,更是公共治理的智慧。疫情当前,社会各界都在献计献策,探寻疫情防控之道,"法治"成为其中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关键词。连日来,法律界和社会舆论提出了诸多法律上的意见建议,从禁食野生动物立法到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完善,尽快健全我国应急法治成为共识。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及其相互关系

"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历史证明,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摆脱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注定是一场革命性的深刻变革。准确把握好三个"新"的深刻内涵、内在逻辑、时代价值,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战胜千难万险,一定能够战胜各种挑战,朝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描绘的发展蓝图不断前进,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全球治理之中国经验——基于习近平"共同体"视角下的思考

世界进入新一轮激荡与分化的百年大变局,全球治理自提出以来即是全球性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全球治理的现实关照下,习近平提出的生命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关"共同体"重要论述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理论构建,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经验,在器物、制度、精神层面提供了全球共享的公共产品,为世界百年变局提供了中国方案.     

探索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方式

作为城市居民生活的主要基本区域,社区也是城市管理体系中一个主要构成部分,更是党组织紧密联系群众、密切党群关系的地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表示,加大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力度,使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效用,确保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以及居民自治之间能够长期保持良好互动关系。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在社区生活中必然会出现各种矛盾,阻碍社区治理工作的进行。     

下沉党员,有“画”说!

2020年以来,应城市持续用活“下沉”模式,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为主线,推进“一线征集,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组织晒单、群众评单”的“一线五单”联系服务群众机制,以项目化方式促进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实体化运行为抓手,着力充实社区力量,务求服务群众取得良好效果。     

准确理解和运用民政工作的“四个特性”

2020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李纪恒结合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重要指示论述精神的学习领会,提出各级民政部门要提升对民政工作政治性、群众性、时代性、协同性等"四个特性"的认识。     

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书写全面深化改革历史新篇章

《求是》杂志2020年第2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创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系统论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力量等问题,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论中国古代的“六事法体系”

中国古代采取"官法同构"的制度建构基本模式,根据国家事务管理需要,设置官制;根据官吏治理需要,建立法制,进而实现"治官"与"治民"的双重目标。从汉唐至明清,官制经历了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六部"体制的演进,法制则经历了"六事法体系"的萌芽、建立、成熟、完善等发展阶段。至明清之时,与中央六部官制相对应,以吏事法、户事法、礼事法、兵事法、刑事法、工事法为主体的"六事法体系"成熟、完善。通过对于"户事法"的透视,可以看到,"六事法体系"对于国家事务与社会关系形成广泛覆盖,基本实现了对于文武百官、社会万民的全面调整。这一法律体系,符合古代国情,满足古代治国理政需要,并在维护国家统一、构建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一法律体系,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社会管理方式的鲜明特色,也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