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自行调查权及其实践策略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自行调查权是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根据自己从来文中掌握的犯罪资料独立启动对任何一个缔约国国内发生的犯罪情势进行调查的权力,它既是最能体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独立性的权力,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最担心被滥用的权力。在《罗马规约》缔约过程中,检察官自行调查权的行使是各国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基于对检察官滥用权力的疑虑,《罗马规约》为检察官行使自行调查权设置了一定的制约机制。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从上任伊始便采取了对自行调查权尽量备而不用并鼓励缔约国自我提交情势的策略;尽管检察官对肯尼亚和科特迪瓦情势两次行使自行调查权的实践取得了成功,但这并不会改变其审慎使用自行调查权的策略。     

律师调查权与司法公正

中国自将人权、法治写入宪法,就确立突出保障人权和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而最能体现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模式在立法设计上,以及司法事务上,都尚未走出传统的国家本位的模式。作为与公权制衡的律师,虽刑事诉讼法赋予了相当冠冕堂皇的"特权",但法律制度的缺陷及司法陋习导致实质的控辩失衡,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民事、行政诉讼也不同程度存在同样类似问题。本文从律师调查权入手,阐述律师调查权重要性,借以希望引起立法者注意以及个案具体司法者的共鸣。     

正确行使特定问题调查权

特定问题调查，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了保证正确决策而进行的一种调查活动，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     

论公证法中的调查权缺位

《公证法》给予了公证机构对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以核实权,却没有赋予调查权,很多人对此进行了置疑。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公证法》中调查权缺位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并指出了解决公证书内容真实性的出路所在。     

刑辩效果差的症结何在

律师刑辩难,侧重于揭示中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如履薄冰、举步维艰的处境。在立法层面,直指《刑法》第306条、《刑事诉讼法》第38条以及《律师法》的部分条款;在司法实践方面,则披露和检讨刑辩律师执业的外部环境,感喟在刑辩中遇到的种种困惑。     

论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自行调查权

《罗马规约》赋予了检察官自行调查权的规定在国际社会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要正确理解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自行调查权,必须在多元的文化背景、法律背景以及产生该条约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合理审视检察官侦查权的配置,惟有如此,才能扩大《罗马规约》的适应性,促进国际和平与正义的实现。     

论律师执业环境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律师业在律师制度恢复之初到现在已经得到很好的完善，但是在创造了骄人的成绩背后也有一些对不利律师业正常发展的因素。我国律师业应该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同时在给律师在调查权立法上的有力措施。司法管理部门也要同时重视公正与效率的完美结合。推动我国的民主法治制度的健全，使国家经济建设上能有一个更好的法治制度。     

论议会调查权的配置与限定

调查权是议会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议会监督职能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议会调查权的扩张，监督“监督权”应成为宪政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从宪政原理及各国议会立法文本分析，议会调查权力配置及规范应遵循民主制衡、法治原则、分权原则、人权原则以及比例原则。具体包括：调查权应受到议会民主控制；调查成员组成应体现议会民意基础，多数党成员应占优势；调查权限应由宪法或立法明文设定；调查权应保持充分克制，体现谦抑性原则。调查权配置及限制也与各国（地区）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必须结合这些因素理性客观对待。     

论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

在立法上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民事抗诉调查权不仅具有现实必要性,还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必然要求。检察机关的民事调查权应当是一种有限定的调查权,对于调查权的范围、调查的手段和措施以及通过调查取得的证据效力都应该有明确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