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目前尚存在监督立法不尽完善、监督主体混乱、监督调查权空泛、监督的效力缺乏保障、责任不明确等几方面的不足,为此,需在工作中从明确立案监督范围、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机动侦查权、明确监督与制约的法律后果、强化检察官的立案监督工作责任心、实行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几个方面加以建设和完善。     

“特定问题调查”的立法完善与实践探讨

特定问题调查权是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等相关法律赋予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监督法还专设“特定问题调查”一章，对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主体和范围、调查委员会的组成和权限、调查报告的提出和审议等，作了全面的、统一的规定。然而，这一刚性法律规定在实践中却少有运用；也可能基于此，     

《监督法》之反思与完善

人大常委会权威对于监督制度的实际功效具有影响。同时,完备的监督制度又有助于树立常委会权威,从而为监督制度的运行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因此,完善监督制度对于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为:注重对事的监督而轻视对人的监督,不利于监督功效的最大实现;缺乏对调查权的规定,监督程序自主启动困难;此外,监督法本身的制定程序值得商榷。结合监督法本身及其周延性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措施。     

日本天皇制的近代性与现代前景

日本近代天皇制，昨天是明治天皇，是统治权的总揽者，是万世一系的天皇，是现人神。今天的天皇是象征天皇，象征日本国和国民和谐。他只能行使国事行为，没有国政权能。因此，象征天皇不是日本国的元首。其国事行为又不能独立行使，必须内阁的建议与认可。明天的天皇是以主权所属的日本国民之总意为依据的。在日本3种社会势力中，以社会右翼为代表的天皇像，肯定是不得人心，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主张断然废除天皇，也背离国民众望。只有广大的社会中坚，在60多年象征天皇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他们的天皇像才有望在国会中通过。     

试论转型期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

所谓转型期，是指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社会结构等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第二个转型期，并且还将延续一个很长的过程，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成熟和法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完成。这将是一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漫长阶段。从已经经历的二十多年来看，我国在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不容讳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     

论法官庭外调查权的法律监督

法官庭外调查权作为审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受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但我国法官庭外调查证据缺乏有力的制约，导致庭外调查权在实践中运行得较为混乱，因此应对监督体系进行重新构建。构建监督体系的前提是保障检察机关在庭外调查时的到场权，以便检察机关采取确认违法、建议处分违法法官及提起抗诉等措施对法官庭外调查权进行有力的监督。     

论民事抗诉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民事抗诉制度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对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民诉法关于抗诉的规定只有5条,民事抗诉案件的范围、条件不明确,民事调查权、调卷、再审时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等均没有规定,民事检察权能设置不尽合理,影响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需要进一步完善。     

公私法协同视角下高空抛物问题探析

当前，公法与私法共同对高空抛物行为进行规制。然而，实务中虽然《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第三款对公安机关积极义务的创设增加了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概率，但因立法回应不及时，导致系统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未能形成，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私法发挥的协同作用。本文认为，立法机关应以《民法典》为标尺，积极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立法解释，健全“民行”“行刑”衔接制度；公安机关须依法行政，强化调查取证力度；检察机关和法院应适度加强司法审查力度。如此，有助于促进行政机关不断完善相对人权利救济制度，更好地实现对受害人与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权利救济。     

论保险人调查义务

我国保险法中缺少保险人调查义务的规定,增定保险人的调查义务具有立法层面的合理性和司法实践的必要性,对于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保险合同的目的、减少合同纠纷、促进保险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在保险法律中对调查义务相关问题予以明确,弥补我国保险法规范的空缺,促进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