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日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

本文研究中日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日本并非南海沿岸国家,作为一个区域外国家,何以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发生矛盾?本文通过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流派中的海权论等理论工具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冷战结束后作为东亚地缘政治主体板块国家的中国免除了长期遭受的来自北方的威胁,开始得以放手发展海权,而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则开始追求政治大国地位。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得东亚第一次出现了两强并立的地缘政治格局,遂引起日本的强烈猜忌。以此为背景,日本视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为对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威胁。于是,日本开始在海洋领域挑起争端,两国的海权矛盾由此产生并迅速升级。由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日渐处于下风,并且在短期内看不到改观的希望,因此日本开始围魏救赵,在南海问题上挑起争端,企图使中国陷入战略两难的困境。而为达到海上围堵并牵制中国的目的,日本采取法律、防务、外交、舆论等多重手段在南海问题上为中国设置障碍。为此中国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反制。     

劳动者“社保换工资”该谁反思

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日前发布《〈社会保险法〉实施情况研究报告》,报告透露,国内个别企业员工放弃社保来换取更多的直接收入。这主要包括农民工群体、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等。这些低收入群体认为参加社保降低了收入,让单位将这部分费用转化为工资发给自己。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安法医应当加强尸体甄别和个体防护

因鉴定体制特点,公安法医除参与尸体有关的现场勘查工作外,还需进行尸体检验工作。在此过程中,可能面对很多风险,受伤和中毒等事件时有发生。然而,国内公安法医对新冠肺炎等传染病流行期间死亡的尸体如何甄别进行尸体检验鉴定,对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工作的防护只有少量规定,且内容不够详尽。本文对法医在现场勘查中遇到的尸体及尸体检验中实验室建设、职业现状、风险评估及防范措施等进行了论述。最后,建议出台相关的制度规定等具体约束规范措施,以保障公安法医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工作的顺利进行,以解除基层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后顾之忧。     

网络言语识别与传统言语识别之比较

近些年来,网络犯罪增长势头强劲,且向智能化、隐匿化、广泛迅速化方向发展。研究网络言语,应从其构成形式、特点以及使用类群等方面入手,将网络言语识别与书面言语识别的异同点进行系统的分析比较,从而运用网络言语识别技术分析刻画犯罪分子的个体信息,为侦查工作指明方向,更有效地打击网络违法犯罪。     

灾难中的北川全民总动员——北川县委县政府积极应对"5·12"大地震

作为“5·12”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北川这个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的全国惟一的羌族自治县遭遇了巨大灾难。灾后,县委县政府在各级党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带领全县人民英勇奋战,取得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5·12”特大地震灾害,震级达到8.0级、烈度11度,给北川造成深重灾难。     

非理性群体行为中的个体理性分析——对安徽省X市"红T恤事件"的认识和思考

群体行为是由一系列的个体行为聚集和组合而成的.但个体行为的一些特征在聚集和组合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质的变化.社会学中最著名的发现就是个体理性行为有可能导致群体非理性行为的发生.文章通过对发生在安徽省X市的"红T恤事件"的调查发现,正是由于事件中无数个体基于不同方面的利益考虑而采取的"理性"行为的聚集,从而导致了整个事件过程中,集体行为背离了所处社会的行为规范和科学准则,从而使得群体行为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     

灾难政治学：灾难治理及其异质性效应

随着人类社会迈入风险社会,国家和社会面临的人为或自然原因的灾难日益增加。然而,相似的灾难在不同国家和社会却会带来不同后果。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灾难治理的异质性结果？一般而言,灾难治理的异质性效应受到国家能力、国家社会关系和政府质量的影响。其中,在国家能力维度,国家的汲取能力、强制能力和再分配能力有助于提升国家的灾难治理水平;在国家社会关系维度,社会自治和社会融洽有助于增强整体灾难应对能力和避免极端后果;在政府质量维度,应急管理和信息公开的制度运行对于灾难应对发挥关键作用。基于国家能力和国家社会关系两个维度,可以构建灾难治理异质性效应的类型学分析框架,将灾难治理的政治效应进一步区分为支持增强型、社会弥合型、制度重构型和秩序动荡型。灾难政治学既为灾难研究提供理论视角,也为现实世界中政府与社会有效应对灾难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社会的思维转型与法治根基——以个人信息保护为中心

传统线下社会到数字社会的变迁,使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对个人信息进行独立的制度设计和保护成为共识。个人信息在数字社会中兼具人格与财产双重属性,存在于其上的个人信息权表现为内含财产权益的人格权益。其中人格权益专属于个人且由其独享,财产权益则可由信息处理者与个人共享。人格权益的专属性决定了信息处理者须拥有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基础并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而对于财产权益分配,并不必然选择私法路径,通过征收数字税、设立数字基金等方式让人们获得数字红利,或许是更契合数字社会财产分配的选择。无论是传统线下社会还是数字社会,制度设计的核心追求在于实现诚信,数字社会以个人信息为载体,使人的主观诚信有了向客观诚信转化的计量可能,并由此实现数字社会的真正价值。     

论商标使用概念及其立法定义的解释

对商标使用概念的模糊认识长期存在,错误理解在实践中较长时间成为主导意见,原因在于欠缺体系思维和法律方法意识,以及商标法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难以及时解答实践中的疑问。综合运用比较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解释方法,可以厘清该概念的真实含义;辨析商标使用概念与商标专用权、禁用权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正反两面认识该概念。《商标法》第48条定义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表述,意在界定商标使用概念的内涵,揭示其本质特征,并非要将范围限缩为商标已实际发挥识别作用的情形。在将来修改《商标法》时应该对该立法定义的表述进行完善,避免继续造成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