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法律冲突中的定婚问题

民国初年大理院在新旧法律冲突中具有明显的西化倾向。大理院在法律移植主观立场下的所作所为昭示出中西法意共通的客观事实。传统法律对中西共有法则的表达提醒我们：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法律而言,挖掘传统规则中的合理因素可能比法律移植更为重要。     

清代科举舞弊的刑罚研究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舞弊行为和统治者对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都远超于各代。统治者认为科举考试是清代的“抡才大典”,关系到清代官僚队伍的整体能力,因此多次立法试图肃清科场。本文将通过《大清律例》和《刑案汇览》研究清代科举舞弊行为与刑罚。     

清朝对女性犯罪的刑罚研究——以《大清律例》为例

《大清律例》系我国古代法典之最后形态及典型代表,深蕴我国传统法治及经验,凝结了我国古代几千年的文化,具有极深的学术价值及借鉴意义。清代社会动荡变革导致女性犯罪频发,在《大清律例》中有对女性犯罪的专门规定,集中分布在刑律部分的犯奸及杀伤类案件中,在断狱部分也有对女犯刑罚的专门规定。本文旨在通过对《大清律例》中女性犯罪的刑罚规定,研究清朝对女犯的处罚规定及对当前我国刑事犯罪制度设置的借鉴意义。     

对地方人大加强部门预算监督工作的思考

部门预算,通俗的讲,就是一个部门一本预算,根据国际惯例,它是由政府部门编制,经财政部门审核后由会议审议通过的反映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的预算。也就是说,只要直接与财政有缴拨款关系的一级预算单位都应编制部门预算。目前,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人大对部门预算的审查监督已成为摆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面前的一个新课题。为此,本文试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加强对部门预算的监督作一些初步的思考。     

未诉先办：首都基层治理新探索

未诉先办是接诉即办特定语境下的主动治理,标志着接诉即办改革进入新阶段。基层治理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高阶形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的生动实践,砥砺干部作风的新场景,是其治理特征和创新价值所在。未诉先办是首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制度创新,也是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发展方向。     

梁启超历史编纂成就的时代特色北大核心CSSCISSCI

梁启超在历史编纂上突出地体现了勇于革新创造和自觉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二者的紧密结合,这正是20世纪初期处于民族危机关头和中西文化交流迅速发展时代的鲜明特色。他在历史编纂中的主要成就表现为:在当代史撰述上将纪事本末体创造性地改造发展,撰成《戊戌政变记》这部影响深远之作;在撰著《中国通史》的实践中,将探索"新综合体"这一宏大工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为当时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所设计的方案,既继承了易代修史的传统,又符合近代史著再现历史演进趋势、显示因果关系、总结兴亡教训的时代要求。梁氏在历史编纂学领域所取得的卓越建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和思想营养。     

清代惩治匿名告人立法的嬗变与省思——清代律典、附例、成案三者关系的个案考察

清代立法者在借鉴吸收历代惩治匿名告人立法成就的基础上,通过厘定律文、增修注释、发布诏敕和编纂附例等诸多途径完善匿告立法。匿告本罪所附例文秉承律意精髓,于律文失载之处颇多发明,并由此造就律例并行之合璧格局。中华法系数千年以来以成文律典作为主要法律渊源的立法模式之下,相当程度暗含判例造法之理性光辉。同时,以例代律和成案比附的司法模式也严重侵扰了正律的权威地位。上述客观事实在导致清代司法腐败的同时,加速了中国封建法制走向没落的历史进程。     

市民诉求驱动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以北京市F街道“接诉即办”实践为例

经过大约20年的改革努力,我国大体形成了纵向职能到底、横向网格覆盖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治理体系,这一治理体系遵循了由国家意志为主导、社区作为执行层的对基层社会实施自上而下控制、管理与服务的治理逻辑,具有管控性强、覆盖率高等优势,但同时也加重了社区的任务负担与职责的碎片化,使基层部门缺乏足够的能力、精力和意愿来对居民需求做出灵活调整与及时响应。应对社区治理的新难题,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提出了一条以市民诉求为驱动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创新的解决路径。基于北京市F街道及其下辖社区的实地调研,本文认为,“接诉即办”改革以居民诉求为核心,重构了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工作流程、职权分配与考评标准和方式等制度要件,通过强化市民-政府间责任关系纽带、激励社区(居委会)-居民间的协商沟通、赋能社区居民自治等作用机制,促进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接诉即办”的治理经验表明,实现社区治理从行政意志主导向民众诉求驱动的转型,经由社区的“中间层”实现国家与社会间的有效响应、互动合作与协同治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聚焦群众需求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北京市探索“吹哨报到、接诉即办”改革的重要启示

北京市吹哨报到、接诉即办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形成了六个一典型经验,为全国城市治理树立了新标杆。吹哨报到、接诉即办改革,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到基层一线解决问题的导向;坚持人民主体,激活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坚持人民评判,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