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以战火重燃的背后

正当伊朗核问题愈演愈烈、朝鲜用导弹试射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哈马斯绑架以色列士兵导致猛烈的"夏雨"攻势之际,7月12日黎巴嫩真主党越过黎以边界袭击了正在巡逻的以色列边防军,打死7人,绑架2人.以色列随即作出了强烈反应,导弹、飞机、激光炮一齐奔向黎巴嫩,致使双方无辜的平民再次饱受祸殃,第六次中东战争的猜测充斥媒体.     

村庄理性与合作精神——以浙江W村为例

经济发达地区的富村表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正在推动以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理性向以利益为基础的现代理性转变,并出现理性与非理性、个人理性和公共理性的二元悖论。个人理性主要表现为“自我”的利益行为选择;公共理性主要表现为“集体”的公共利益行为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中村庄人际关系理性化和利益计算构成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基础,由此使得个人理性不断强化和公共理性不断衰弱的态势日益突出,并伴随着非理性冲动的行为方式,从而影响村庄合作精神的提升和村庄平稳发展。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需加强制度和道德规范建设,促进公共理性的成长,全面提升村庄的合作能力,以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评析税务稽查问题

税务稽查面临的问题有许多.当前,要着力实现税务检查专业化、检查方式科学化、检查手段现代化、检查人员优质化,并努力实现税务稽查由收入型向执法型的转变.     

人民币能成为亚太区域性货币吗？

在2001年10月第三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的新型创业资本市场论坛会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享有“欧元之父”之誉的经济学家蒙德尔教授说：“随着欧元的出现，当今国际货币市场已出现了美元、日元、欧元三大稳定角。由于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和加入WTO，人民币可以逐步开放自由兑换后，中国有可能成为第四个货币区的候补人选。”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概述——发展阶段及未来挑战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是中非全方位友好合作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走过了从无到有,从互派留学生的单一形式到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3个不同发展阶段。双方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形式渐增。2000年首届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后,在中国政府设立的“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的资助下,职业教育培训、汉语教学,以及其他各类专业技能培训成为新的发展重点。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也面临诸多挑战,如难以选派众多高水平中国教师赴非洲国家援教,单向交流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自身对教育投入的不足不利于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可持续发展,等等。     

交织着希望与矛盾的国共党内合作

现代中国的发展是经军阀混战到国共两分天下再到共产党统一全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作为这段历史的两大主角，曾为顺应形势而两度合作。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每次合作都终结于兵刃相向．而是在反目成仇后又重新挽起手来。显然，推动合作的力量不是任何恩怨情仇能阻挡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乘着要求变革和救亡的历史潮流先后建立的党。正由于有这样的基础，亡国的危险才能对双方都化为逼人的形势．起着提醒与催促他们赶快团结起来的作用，两党走到一起反映的无非是这种大势。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目前已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国际制度,正加速融入国际体系,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问题也随之解决。本文区分了“中国加入国际体系”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这二者之间的不同内涵,认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而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问题在国内则尚未解决,甚至还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在此基础上,文章就中国应该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作了探讨。     

自身建设

山东省胶州市110多位企业家共同发起成立企业家协会．其工作主要是维护企业权益．为政府与企业搭桥．包括加强信息收集，分析．建立信息网络，为企业提供产业政策、市场信息、科学技术．人才和资金等咨询服务．帮助会员企业广泛开展经济，技术贸易的交流与合作．引导企业依法规范自身行为，加强自律。     

在构建国际战略中突出战略文化的再建

2007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构建"为题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来自国内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国际战略研究界的许多知名学者,就国际战略的概念、范畴、研究路径,以及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并就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这一主题讨论即集中反映了这次研讨会相互交流和碰撞的思想成果。个别作者虽未参加研讨会,但其文章切近这一主题,因而一并收入其中。今后本刊将继续关注并刊载这方面的优秀成果,以期推进国内方兴未艾的国际战略研究。     

国际社会未成年犯司法保护的新视角——以刑事和解为中心

一、未成年刑事司法发展与未成年犯保护 未成年刑事司法的发展史也是逐渐加强未成年犯保护的历史。从未成年刑事司法发展历程看，“刑事司法历史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强调未成年犯的特殊需要，刑事司法对未成年犯采用了与成年犯相同的诉讼程序，未成年犯与成年犯一样受到刑讯，并接受相同的处罚，如鞭刑、残损肢体的刑罚、放逐、死刑等。”直到19世纪末，随着人们对未成年犯罪认识的深化，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意识的加强，在一些国家内，未成年刑事司法才开始从成年刑事司法体制中分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