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责任的承担

每一国际法主体都应因其国际不法行为而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责任。１９９９ 年５ 月７ 日,我国驻南联盟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导弹袭击,使国际责任制度为国人所关注。国际法中的国际责任制度一直处于发展之中,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公约。承担责任的主体主要是国家,也可以是国际组织等其他国际法主体;承担责任的形式主要有停止不法行为和赔偿,后者包括恢复原状、补偿、满足、承诺并保证不重复等;促使责任承担的方法包括法律方法和政治方法。当一国际不法行为产生,受害者要求不法行为者承担何种形式的责任,如何让其承担责任,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论国际破产的法律适用

国际破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涉及相关国家的经济利益甚至公共政策,加上立法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国际破产的法律冲突不可避免。本文就国际破产的概念、破产的法律适用及我国关于国际破产的法律适用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与时俱进的我国宪法权利

我国政府先后签署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意味着对公约中人权条款的认可。与时俱进,用宪法原理说明在与国内法衔接中出现的法理问题,进一步完善我国宪法权利体系势在必行。     

论中国在国际投资条约生成中的思维创新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但是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也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出现新的发展动向。国际投资条约。作为国际投资法律规范的主体构成部分，其生成过程集中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冲突。     

对欧洲国际体系演进到全球性国际体系的特点和时间分段思考

初期的欧洲国际体系建立并不完全以跨国的经济分工为必需的条件 ,而主要以中世纪就开始的欧洲内部的国与国的政治互动关系为必需的内在条件 (地区霸权、商业和王朝及宗教战争 ) ,以争夺海外殖民地为外在动力。而全球性的国际体系的形成就是以这种殖民化的结果所带来的世界经济分工为其必需的外部条件的 ,其核心形态是国与国的政治与安全互动。文章还对国际体系的特点和时间作了分段思考     

美国文化外交的复兴

"9·11事件"后,美国重启文化外交这一"思想武器",以遏制国际恐怖主义和"反美主义"的蔓延.从机制、战略与项目三个视角观察,美国文化外交呈现出的新变化,表明其已走出后冷战时期的低谷而全面复兴.美国文化外交复兴的动因有二:减轻国内压力与应对国际危机.作为美国文化外交复兴战略推出的"全球文化计划",不仅攸关美国家利益,更可能导致一场世界文化力量的博弈,同时,国际社会还须警惕其中暗含的新冷战思维.     

世界大变局与中美日三国战略选择

在世界大变局中,战后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老二”易位。苏联、日本皆不例外;21世纪以来欧盟也由盛转衰。未来国际格局可能有三种前景:1.中美两极对抗体制;2.中美竞争合作的“两极多元体制”;3.世界各大力量多元并存,构建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要看世界潮流是走向和平多边主义还是暴力多边主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后的战略选择是“济弱扶倾”,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做贡献。日本面临的战略选择是:继续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修改宪法,成为“能战国家”的一员,加入暴力强权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国际协调,还是搞排他经济集团,远交近攻,以中国为竞争对手?利用中美对立从中渔利,还是促进中美协调而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妥善处理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和台湾问题,还是重走历史老路?囿于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决策逻辑,同中国搞战略对抗,还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与中国加强合作?这些战略选择将关乎未来30年的中日关系。     

全球化下台湾企业集团的大陆布局与两岸关系

一 开始于20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全球化,在21世纪已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这种时代潮流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企业发展布局全球化;二是产业升级速度加快.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企业集团的发展往往系于国际市场.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政治资源

国际政治资源是国际社会资源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发展状况和国际政治体系的运转效率和兴衰。开发利用国际政治资源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应积极推进国际化资源战略,开发利用海外战略资源,参与国际事务磋商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机制保障。     

从霸权经济到国际经济机制——全球化背景下超国家干预经济模式的理性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面临超国家干预经济的客观现实。超国家干预经济有霸权干预经济和国际经济机制干预两种模式。前者是传统的超国家干预模式,曾经促进过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发展,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诸多弊端,如今已不符合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抛弃;后者作为新的超国家干预经济手段,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已被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和接纳,理应作为未来超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但国际经济机制干预模式仍存在诸多缺陷,应当完善其多元化设计,并推进其实现从自由化到社会化的转型,最终建立和谐世界经济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