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寅：研讨刑民互涉问题的刍议

先刑事后民事或者称“刑事优先”的原则，即公法和私法，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适用顺序问题，实际上是国家职权主义和公权优先的一种体现。在目前的法律规定里并没有找到明确的条款。这一原则只是散见各个时期的不同的司法解释，当前在法律界虽然有一些争议，有的主张慎重对待，     

反腐败的国际立法浅析

腐败是各国国内常见的一种违法现象,本质上属于各国国内管辖的事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腐败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反击腐败,单靠一国或几国的力量是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的。联合国在近年来积极投身于建立反击腐败的国际合作机制,制定和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条约》。     

奥运反恐与国际法

奥运反恐不仅是东道国和国际奥委会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根据国际法应进行合作的事情.在奥运反恐问题上需要东道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但是合作需要在尊重东道国主权以及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来进行.东道国为反恐而采取的某些国内行为也要有法律上的依据.     

“公交优先”在武汉

2005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载要闻：武汉市民出行首选公交。据统计，与广州、南京、上海等地相比，武汉公交的换乘系数最低，万人拥有车辆标台数最高。经交通科研专家严格评审，武汉公交的基础设施、营运服务、综合效益水平，得分接近优秀。同时，武汉举行万人评议公交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0.32％的受访市民认为乘坐公交车出行便利，96.28％的人对公交的服务质量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放眼武汉三镇，武汉公交正以新的姿态，成为这座城市的“流动风景线”。     

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当代中国的难题

变化和开放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理论渊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其支柱和支点理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概念、法的本质属性、法功能的局限性、法学研究方法、法的主体和客体、法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范畴、法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西方法学思想价值的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整理、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百年历史的梳理和总结,及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点和转化系统的系统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十大难题.     

利比亚战争中的国际法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授权会员国对利比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平民履行“保护的责任”，其法理依据均不充分；国际刑事法院对卡扎菲等发布的逮捕令显现罗马规约属地管辖方面的扩张性；北约国家对“利比亚过渡委员会”的过早承认不符合国际习惯的要求。     

一堵墙,两种法——由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构筑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案想到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比较

本文从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构筑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案出发,在简要论述该案的基础上,就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内在联系以及两者的区别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比较,以期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研究有所助益.     

儒家王道理想、天下主义与现代国际秩序的未来

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和中国近年来的崛起,为中国外交带来了新的重要契机和挑战,呼唤新的外交思维和理论以指导中国外交实践,建构更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一些儒家学者开始诉诸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他们在春秋时期的华夏天下秩序和后来的朝贡体系中找到了启示和答案。他们认为,以国家主权平等为中心的现代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的不可修复的缺陷,而儒家王道精神和天下秩序理想昭示了更合理、更正义的国际秩序,所以未来理想的国际秩序应该是以儒家王道精神为基础的天下秩序。尽管这些儒家学者对现代国际秩序的批评有很多的合理性,他们所提出的天下主义秩序充满洞见,但是有关重建儒家天下秩序的主张是很值得商榷的。其实,儒家天下—朝贡秩序与当今以民族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儒家道义原则以及由此推衍出来的儒家国际正义原则仍然非常有用,可以指导当今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国学者需要认真研究和比较中西方文明,推动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寻找儒家思想与国际伦理原则以及国际法相容的契合点,让儒家思想融入国际主流价值,从而完善现代国际秩序。     

经济新常态下创建宜居城市——以宜春市中心城为例

正宜居城市建设是城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综合发展过程,是在经济新常态下的一项系统工程。宜春在中心城宜居创建中抓住重点、突破难点、不留盲点,科学把握了四个"统一",走出了一条符合市情的创建之路,初步建设成为绿色、富裕、便利、安居、文明的     

刑法修正需要国际法视野

刑法的修正需要考虑变动的社会经济条件,而在变动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中,国际关系的变化当然也需要考虑。刑法的修正需要国际法视野,国际法视角之于刑法修正的重要性,在于其既会影响我国外交战略转型所需的国内法制的配合,又会影响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的有效保护,还会影响我国在参与国际法治建设方面的正面形象。我国当前刑法,无论从所确立的管辖权体系而言,还是从刑法目的和犯罪定义的角度而言,抑或是从分则具体罪名的角度来看,国际法视野都不同程度地缺失,因此需要适当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