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的国际保护与不干涉内政

<正> 人权,本是国内法的一个概念,是作为一个法律原则和公民权利被规定在有关国家的宪法、民法或其他法律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某些国际条约开始出现有关保护少数条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问题大规模地进入国际法的领域.目前,根据国际上较为普遍的意见,人权既包括个人人权,也包括集体人权,即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等.但是,由于国际人权文书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特别是由于各国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民族传统的不同,有关人权的解释和运用,是不同的.再加上一些国家将人权作为推行其对外政策、     

行政法学

<正> 1989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对于促进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都具有巨大意义. 一、近两年公开出版的行政法学著作文献近两年是我国行政法学著作文献多产的年份,各种出版物达几百种之多.我们可以将这些出版物分为七类:教科书、专著、宣传性读物、论文、法律法规汇编、案例评析汇编、辞典和知识手册,分别加以介绍. (一)教科书我国近两年     

论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国际干预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二战后联合国在进行国际干预的实践中创造的一种国际干预手段。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发生了重大变化,突破了传统的维和三原则,对国际干预产生了恶劣影响。要想使国际干预健康发展,必须完善国际干预机制。     

木垒县对在职党员试行单位和社区的双重管理

“越南制造”正追赶“中国制造” 越南领导人希望在今年11月前加入WTO，而越南尝试朝着经济改革迈出的第一步是在20年前的1986年，在最初大约10年的时间里，经济改革的进展并不明显。直到最近几年，标志经济改革和开放，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越南制造”才真正开始引起关注。     

办好“三会一节”尽展广西魅力

今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第八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将在广西首府南宁隆重开幕。“三会”同期在广西举办,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广西的高度信任、关怀和支持,是我国周边外交和中国与东盟关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区必须紧紧把握住的重大机遇。“三会”是高规格的国际多边活动,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广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对我区工作的一次严峻考验,我区各级各部门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认真策划,精心组织,…     

外省党建

甘肃省政府建立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上海陆家嘴功能区将国际质量标准导入党务管理；江西德安县设立组织生活联络员；辽宁建立行贿黑名单查询系统；重庆领导干部考核新添“自主创新”指标；     

论国际海底区域制度

中国“大洋一号”科考船已于2005年4月2日从青岛启程，开始了远赴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执行环球大洋科考的任务。其主要目的为采样和调查国际海底区域资源，以确保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需战略资源。该环球航次必将推进我国海洋开发战略，包括发展我国大洋事业。笔者认为，有必要论述该环球航次的活动范围——国际海底区域的制度。在论述国际海底区域制度前，应先论述其基础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即国际海底区域的法律地位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排他性的权利，投资者和开发者就无法实施勘探和开发国际海底区域内资源活动；并进而无法实现商业开发国际海底区域内资源目的。因此。研究国际海底区域制度是必要的。     

东北亚地区国际政治形势与经济合作趋势

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水平虽然不及东南亚地区，更不及欧洲，但从发展趋势上看，却在不断向好，特别是亚洲整体经济融合的良好发展势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友好进展。     

试析《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性质和功能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简称《通则》)依其设计具有六种功能。实证分析表明,《通则》作为国际商事合同准据法的功能和作为解释工具的功能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通则》已经是现实中的实在法,是一种优良的法律资源。从《通则》的功能看其性质,可以将《通则》定性为特殊的合同法国际重述,即:《通则》是可以作为国际商事合同适用法的、部分内容可以视为国际商事惯例之成文编纂的、法典化的国际商事合同法重述。《通则》的出现使国际商法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质的飞跃。我国法院、仲裁庭和企业可以考虑改变对通则的态度,从漠视转为积极运用。     

证据法学的启蒙——吉尔伯特的证据法思想

在证据法学学术史上,吉尔伯特对于该学科的独立有着原创性的贡献,他在经验哲学基础上建立的证据法学体系,也是英美证据法的发端.在知识社会学背景下考察,吉尔波特的思想是与当时的科学自然主义和诉讼制度的变迁相联系的,因此他的理论既有开拓性的一面,但也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这对于我们反思英美证据法的理论基础以及理性面对中国证据立法和证据法学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