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法官入主国际法院

2010年6月29日。在联合国总部纽约,中国资深女外交官薛捍勤高票当选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成为这一权威国际司法机构中的首位中国籍女法官,填补了中国籍法官史久镛辞职后出现的空缺。     

从国际法视角解读钓鱼岛主权争议

国际法院判决对岛屿主权争议提供了一系列先例原则,总结这些先例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审视在钓鱼岛主权争议上中日双方各自的理由,有利于判断中日双方哪一方占据更为有利的法律地位。分析证明,日本的理由违背了国际司法实践在领土主权问题上遵循的一般性原则,不能支持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诉求;而中国的理由符合构成领土完整主权的要求,因此,按照判例法原则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     

论国际法对国家国籍立法权的限制

在当今世界,国籍是个人在法律上最重要的身份依据之一。在一个国家内,有本国人与外国人之分。区别本国人与外国人的依据是个人的国籍。在大多数国家,本国人与外国人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并且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之间在待遇标准上也往往会存的差别,例如有些国家的公民在一国可享受某种优惠,但来自其他国家的公民在该国则无法享受同样待遇。在国际场合,国     

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中的关键日期问题——中日钓鱼岛列屿争端关键日期确定的考察

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的实践中,基于国家主权平等的要求,坚持当事方提供证据自由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加甄别地采纳所有的证据。鉴于领土争端案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国际法院针对个案特殊情况,对证据可采性隐含适用了一些限制条件。关键日期一般决定着证据的可采性。对于在关键日期之后当事方的行为,国际法院通常不予考虑,除非该行为是先前行为的正常继续。而且,国际法院强调,在关键日期之后的当事方提供的利己证据,同样不具有可采性,并不存在分量大小的问题。关键日期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解决钓鱼岛列屿争端具有重要意义。在关键日期之后,日本为了巩固对我国钓鱼岛列屿主权要求而采取的利己措施或试图取得有效统治之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倪征:首位国际法院大法官的法律情缘

对于任何一名法律人而言,能够经历甚至见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工作"和"在联合国国际法院担任法官"这两件事之一,就足以无悔于法律职业的选择。法律人倪征却二者兼得。赴美学法,立志报国1906年夏天,倪征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黎里镇一个书香门第大家庭中。全家搬至上海后,他先后在澄衷中学和     

李浩培:国际私法圣殿内的大法官

正李浩培的学术贡献,使其成为中国国际私法学的奠基者之一。其求学治学的一生,也恰好折射出中国法学曲折前行的艰辛历程。17年前的1997年11月13日,满天薄雾笼罩着初冬的荷兰海牙。一队身着白色礼服、驾驶白色摩托车的荷兰礼仪警察从设在海牙的国际法院出发,缓缓地引领国际法院大法官李浩培的灵车徐徐前行。国际法院内高高飘扬的联合国旗帜降下半旗,为他哀悼。这位以     

作为国际法渊源权威文本的《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

《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是国际法院适用法律的规定,国内外学者视其为国际法渊源的权威文本。这是因为,国际法的初级法性质决定了司法路径呈现国际法表现形式的正当性,国际法院的身份地位加深了国际社会对第38条的认同,国际法职业共同体在百年以来创造并传承着第38条作为国际法渊源权威文本的国际法知识。由此,权威的国际法渊源话语文本形成,其价值在于开启认识国际法之窗、塑造国际法渊源理论体系的基础、提供国际法渊源论辩的语料。经过百年的国际社会流变和国际法发展,国际法的其他表现形式没有涵盖于第38条,因而,第38条的文本具有滞后性,国际法渊源的范畴存在拓展的可能。修改第38条是过于理想的解决方式,将其他规范置于第38条中解释而赋予第38条新含义但超出了条文的深度和广度过于牵强,而国际法职业共同体以第38条为中心、第38条之外其他规范为外围,建构国际法渊源体系。这些尝试和努力都体现了国际法职业共同体回应第38条滞后性的行动,并不是说滞后性问题毫无意义,它既反映了国际法职业共同体兴盛国际法研究的“自我追寻”,也是由国际法职业共同体参与开放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并且提供应对国际社会变局策略的“利他追寻”所决定的。     

国家管辖豁免与人权保障的对峙——“德国诉意大利案”述评

德国诉意大利案,是国际法院审判的涉及二战期间受害者个人赔偿的最新案例。由于该案关系到国家豁免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对峙,所以国际法院所作的判决,如何对两者进行平衡,在国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最终,国际法院以德国胜诉的判决,维持了国家豁免的优先地位。     

论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

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提供了迄今为止国际条约法领域最丰富、最具研究价值的实践。本文从国际公法角度,以1995年WTO建立后至2005年6月的158项争端解决报告为实证考察对象,首先阐明条约解释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重要性,然后着重概述WTO争端解决中条约解释通则的问题,扼要分析其特别规则,最后略比国际法院60年来诉讼案件中的条约解释实践,并得出若干结论,以期对我国参加WTO争端解决有所裨益。     

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初探

从常设国际法院到国际法院,其咨询管辖权和“司法性”之间的协调一直是一个难题。要想满意地解决法院当前面临的困境,不必急于扩大有权寻求咨询意见的机构的范围,而必须确保各机构在利用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时,更多的是出于解决法律问题的目的而非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