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融入双循环中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央立足国际国内大势变化,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江苏作为开放大省,要在主动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提高站位、找准方位、明确定位,加强跟踪研判境外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经济形势,兼顾疫情防控和对外经贸合作,统筹对内对外开放,努力危中寻机、化危为机,从而提高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综述

从1999年开始,遭受苏东剧变严重冲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联合形式,即一年一度召开的当代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经过20多年的发展,该会议在召开时间、地点、议题、主办方和参加党派、常设机构、运行原则等方面确立起了基本固定的架构,并逐渐成长为一个非组织化、非中心化的共产主义多边交流平台。研究该会议的构成要素、运行机制和功能定位对于探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合作治理: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动力

生态合作治理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沿线国家为应对复杂生态环境问题而采取的跨区域协同共治机制。当前,“一带一路”生态合作治理在自然灾害和生态风险应对、基础设施与清洁能源绿色合作、合作机制建设与对话交流、合作规划和参与指引建设、技术转让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注入了新动力。同时,也面临着大国博弈导致治理碎片化、各国发展现实差异与理念偏差、本国利益保护偏好、国际合作平台机制欠缺等问题。因此,需要从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加强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引导,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对外的生态治理合作交流平台与机制和对内的政府与企业约束引导机制的建设,担起中国责任。     

新“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东盟

2020年,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双方关系定位也由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双方关系史上的新里程碑。随着双方关系的日益密切,中国急需对东盟有更深刻的理解。海洋本身具备极强的开放性,因此东南亚在历史上很难成为具有自我认同的单一地区。当代东南亚实则是英美在二战后为了确保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而沿用的战区概念。1967年形成的“第一代东盟”五国被迫站队资本主义阵营;冷战结束后,由10个国家组成、拥有自主决定权的“第二代东盟”的出现,实际是因为美国力量的相较衰弱及中国力量的崛起和形象的改变。中国现阶段发展海军的最主要目标,是希望确保其对海上贸易的经济依赖不会受到敌视中国发展的势力的威胁、封锁或完全遏制。当下,平衡海陆事务第一次变成了中国的战略核心,陆上“一带”有助于打破海上“一路”易受控制的局面,“一路”则可能需要在经济上反哺缺乏利润的“一带”。     

全球海洋治理的软法之治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随着全球海洋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日趋严峻,现行以国际硬法为核心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而海洋事务的重要性、复杂性与敏感性,使得无论是修改现行的硬法抑或是出台新的硬法都难以一蹴而就。国际软法凭借更强的可塑性和灵活性等优势,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尽管如此,由于国际软法缺乏强制约束力,其在实践中存在权威性不足、加深集体行动困境以及加剧现有治理体系碎片化等局限。为充分发挥国际软法的积极作用,国际社会应不断探寻优化路径,包括努力提升国际软法制定的正当性、合理设定国际软法遵守的奖惩制度以及积极推进国际软法与硬法的衔接适用。作为正在迈向建设海洋强国征程的新兴大国,中国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软法的制定,积极利用与搭建助推国际软法发展的话语平台,科学选择国际软法介入的治理领域,为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三个“面向”与六个“维度”：迈向新时期的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虽然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经过十年紧锣密鼓的布局与推进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中国仍未完全获得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也未及时有效回应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历史定位而将面临的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位移和全球传播生态的变革。在廓清跨文化传播能力及国际传播能力历史渊源和厘清中国所面临的国情和世情的基础上,本文从锻造国际传播“大-小”双系统、铸就国际传播“软-硬”双实力、融合国际传播“内-外”双能力三个面向及六个维度深度重构了国际传播能力这一概念,并藉此尝试提出了中国国际传播的结构化转向、多元化思维、全球化思考和市场化思路转型路径,有利于国际舆论主导权的转向和国际传播效果的提升。     

合并仲裁比较研究及我国合并仲裁制度的立法设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出现了合并仲裁的问题。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对待合并仲裁的态度并不一致。我国应当建立起合并仲裁制度,但出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便于裁决执行的考虑,合并仲裁应当仅仅包括合意合并仲裁。     

国际邻避：全球生态治理的困局与应对

全球生态治理是管窥全球治理的重要棱镜,也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可行密钥。然而,囿于各治理主体的身份失衡,既定国际秩序与全球生态实践的原有预期存在抵牾,且未能有效兼顾相对贫困经济体的实质性利益,其负外部性不断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产生国际邻避困局。在风险不确定的背景下,国际邻避困境的生成具体表征为环境正义与国际空间秩序的张力呈现、民众风险感知的放大效应与政府科技理性的功利效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空间权利归属的分配性冲突、跨域生态环境的共享性冲突与国家身份属性的内生性冲突是国际邻避困局产生的主要肇因。面对愈发显著的国际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规范环境保护进程,全球生态治理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坚持平等互帮互助互信,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提升生态治理科技水平,开展全球生态治理多领域合作。唯有如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蓝图愿景才得以擘画,全球生态合作共治的绩效才得以彰显。     

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

国际关系的演进表明,海洋话语转变是国际秩序转变的重要风向标。文章对海洋话语进行了概念分析,并将其细分成海洋硬话语与海洋软话语,明确其包涵因素和互动关系。战争、谈判、国际会议、条约及协定等是国家争取战略主导权、在国际权力格局中占据优势的重要手段,可作为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之间的互动机理。海洋话语与国际秩序转变主要经历了欧洲主导时期和美国主导时期,且美国主导时期延续至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海洋世界多极化趋势显著,海陆联动明显,“泛海洋时代”到来;海洋话语的话语主体、结构设计、海缘范畴及议题领域等均在经历多维嬗变,国际海洋新秩序建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不断提升。中国需把握好角色定位与策略选择,优化中国海洋战略,树立新海洋安全观,踏实构建海洋话语,在国际海洋新秩序的构建中发挥积极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