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礼法观:清代中国的朝贡与条约

朝贡与条约并不是平行无关也不是绝然对立,其背后是中华天下礼秩序与欧洲国际法秩序两种国际秩序之间在整个清代中国从接触碰撞到互动博弈,再到渗透兼容的漫长过程。清代中国最初在传统朝贡之外曾与俄国缔结的平等条约并未对中华天下礼秩序造成实质性影响;道咸年间因战败与列强加速缔结了各类不平等的条约、同光时期“有约国”逐步取代“朝贡国”,致使中国丧失“华夷”话语,中华天下礼秩序土崩瓦解。然而,中华天下礼秩序的道义精神却消融于欧洲国际法秩序的强力扩张中,在清末中国形成了义力并举的国际礼法观,进而催生了不平等条约概念,推动了国际法秩序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完善。     

影响未来国际大格局的十大变化——2006年国际形势浅析

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的基本框架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但一超与多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单极与多极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量的变化,在2006年表现得更为明显。未来世界格局中各种力量特别是大国地位必然会随着这种量的变化而改变。     

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现状与进路

当今,寻求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进路已成为中国从世界大国迈向世界强国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时代挑战和历史选择。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是一个内生力量向外延展的过程,其取决于中国自身繁荣发展的制度基础、文化表征和社会景观。新时代我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进路必须以战略传播体系为底层支撑、以制度文化基础为内生力量、以核心价值观为终极指引,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内涵及实施路径

城市既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集聚地,也是商品和服务的集聚地,因而城市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建立和培育国家消费中心城市,一方面,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能够进一步发挥城市群和都市圈的作用,提高我国城市发展质量,推动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国内和国外要素、商品和服务的双向流通,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创新与发展

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时也始终在探索和追求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讲话,对第三世界国家争取主权平等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向着有利于维护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不仅有利于战后总体和平的维护,更有利于捍卫亚太地区的和平秩序;也为国际秩序的变革、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同时阐明了调整国际秩序的法制化途径,提出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建设的新思路。     

涉外犯罪与跨国犯罪、国际犯罪的比较研究

涉外犯罪、跨国犯罪和国际犯罪并非一个命题的三种不同表达,而是三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错的刑事法律范畴。因此,比较分析这三种不同犯罪类型的基本特征,明确其间相互区别的界限和一般原则,对于全面贯彻执行刑法的一般原则和国际刑事司法的一般准则,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法的挑战

网络促进了全球化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电子商务的出现,无疑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商贸空间和商机,但它所引发的税收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电子商务的新特点使税收的传统控管手段失灵。我国应建立新的税收征管体制,以应对电子商务带来的新挑战。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个人——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关系主体再探讨

自1919年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西方诞生以来,主权国家一直是国际关系的主体,个人仅是作为国家这个单元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国际关系理论之中.然而,在日益互联的新媒体时代,越来越多政治意识和自我意识被激活的个人参与到国际政治互动中,并因此正在改变着国际政治系统中的"单元成分".如果国际关系理论对个人的研究仍继续囿于如何使...     

国际政治复合系统论：一种分析方法

系统是人类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在国际政治中,学界对国际政治系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比如新现实主义理论就蕴含了系统的思考。不过单纯的系统决定论有一定的局限,确切地说,国际政治由多个复合系统所构成,行为体的多元、战略构成多线性、实践要素多重构成以及不同动力的相互作用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基于国际政治系统的复合属性,各个行为体形成了不同的对外战略路径依赖,行为体对路径依赖的调适空间与时间也由国际政治复合系统决定。准确认识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意义显而易见,不仅可以准确把握行为体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也可以为提出较为准确的对外政策决策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把握国家关系的战略调适方面。同时,国际政治复合系统的变迁历史也充分说明生产力的先进性始终是国际政治博弈中的一般性要素。     

“一带一路”在印尼的污名化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再塑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印尼“五通”合作成绩斐然,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并明确了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然而,在这种背景下,印尼的涉华传播仍存在很多问题,与中印尼关系的正向发展背道而驰。其中的原因,一是印尼媒体涉华报道被程式化地纳入富有冲突性的“政治化”框架中,“一带一路”倡议与涉华议题遭遇污名化传播,印尼媒体负面涉华报道较多;二是中国国际传播权重不足,在外宣中存在话语体系不当、重心偏差、缺乏规划和深耕等问题,外宣成效有待提高;三是受冷战思维的影响,部分印尼人对综合实力日益提升的中国抱有疑虑,质疑“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进而对中印尼合作项目、中国企业与中国劳工提出疑问与批评。由此,中国在印尼的国家形象,印尼对中国的好感度和认同感均受到一定的影响。针对这一状况,我们可以根据国家形象理论,从不同角度提升国家形象,建构新时代国际政治传播背景下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进而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具体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多途径塑造正面的国家形象标识;二是企业坚守底线,合规经营,担负起社会责任,促进互利共赢;三是媒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自塑”能力,展示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