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与相关权利的冲突及其解决

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觉醒而诞生的新型权利,个人隐私权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各国为该权利制定专门法律,将隐私权法律化予以保护。追究权利保障的原因即是权利冲突的出现。隐私权与相关权利之间的冲突有着无数的缘由,最基本缘由来自社会对于这种新兴社会资源的要求,社会要求其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社会共享和有序流通。由此,隐私权与相关权利产生的种种冲突也亟需解决,本文探悉广义权力冲突解决的基础上寻找隐私权这一个例的解决途径。     

为权利而斗争

唐福珍们以结束自己宝贵生命的方式,宣示了对暴力执法的无言抗争。法治社会,原本对于任何社会冲突都应退守法内途径解决,“以暴制暴”显然不是一个成熟公民所选择的维权方式,但是唐福珍做了。     

二十年前的孽债过了时效吗？

欠了钱有诉讼时效,两年内不主张权利。债权就可能打了水漂儿犯了罪有追诉时效,超过法定期限,犯罪分子就有可能不受追究。如果债务与感情沾上了边,追讨的是情场孽债,也有时效成为“拦路虎”吗？     

权利、交往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

交往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现代制度体系中权利规定的一般性与普遍性在形式上甚至部分地在实质上确保了现代交往关系的合理性;现代制度体系中的权利规定以经济权利为始源,涵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权利系统;现代制度体系中的权利规定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为交往的发展提供了便捷有力的工具与手段,使得现代交往出现了全球化与网络化的趋势。交往的全面、深入、合理展开会极大地促进社会个体的发展;基于权利的交往体系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基于权利的交往大大促进了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化,有利于公民个体正当利益的维护与自治的实现,有利于政治的积极健康改革与发展;基于权利的交往会促进社会各阶层的正常流动,有利于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结构。     

论政治妥协的伦理根基

政治妥协是民主政体内解决社会冲突的常态形式,它与民主政治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的相容性。虽然政治妥协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相对性和消极性局限,但它不仅在实现个体权利、民主、自由和和谐社会的构建等方面具有一线伦理价值,而且以决断搁置、把握中道等分识调控艺术,契合了二线伦理价值。对政治妥协伦理精神的诠释,为在实践中更好地运用政治妥协策略以实现和谐政治的目标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两种社会保障观与政府责任的定位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不可或缺的选择,体现了这一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保障实施的障碍除了制度设计的技术手段不成熟之外,理论上的欠缺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文中提出构建社会保障的两种观点--权力现和权利观,主要目的在于以此为切入点.试图从更新的角度论证政府在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地位以及由此衍生的政府责任的定位这一具有启发性的基础理论问题.     

论行政告知制度

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应当将有关事项依法告知行政相对人,以利于行政相对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行政告知制度的法理基础是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所处的主体性法律地位,而行政相对人获得这种主体性法律地位直接导源于现代宪法中国家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和保护的理念。行政告知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互相沟通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取得行政相对人认可行政行为的重要因素。     

法权中心的猜想与证明——兼答刘旺洪教授

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是政治哲学上的两个极端,权利本位与权力本位则是法律哲学上的两个极端,其社会实践后果都不理想。中国的法学应当改变权利本位或权力本位（义务本位）的两极化思维定势,为法治之法、社会主义法确立一个平正、中庸的中心。本文主张,法治之法、社会主义之法应当以法权为中心,寻求法权的最大化。法权中心的社会内容是整体利益中心,谋求整体利益最大化,而其财产内容则是财产（财富）总量中心,谋求财产总量最大化、经济效率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法权中心符合宪法的精神,反映了现代法律制度的根本特征,适应中国的基本情况和人群的需要,学理上也有坚实的基础。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应该进一步打破“法以权利为本位”这一片面的理论信条,按实事求是精神重新探寻和确认法治之法、社会主义法的重心所在。提出和证明法权中心的猜想,是本文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个尝试。     

论保护弱者的国际私法方法及其立法完善——以冲突规范的保护方法为中心

利用冲突规范选择法律来保护弱者是国际私法保护弱者最主要的方法。尽管各国国际私法的冲突规范在保护弱者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理论研究和相关立法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无法充分实现国际私法人文关怀和实质公平的价值取向。为此,选择正确的冲突规范保护路径,构建合理的立法体系对完善保护弱者的国际私法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法上请求权的体系及功能研究

行政法上的请求权源自于公权利,请求权作为公权利的一种类型,其权能覆盖整个公权利。行政法上的请求权可以分为原权型请求权和救济型请求权。原权型请求权包括给付请求权、行政合同上请求权、公法上无因管理请求权、公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无瑕疵裁量请求权和行政程序参加请求权,救济型请求权包括防御请求权、损害填补请求权和确认请求权。各种请求权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从而形成了对公民的严密保护。请求权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联结起来,对于确定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判决类型以及行政法规范的体系化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