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场域中村民理事会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广东省H市乡村治理示范村的调查

村民理事会是村民自治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广东省H市乡村治理示范村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等影响因素各有不同,村民理事会的发展程度、承担的职责范围也存在差异。总体来看,村民理事会在提供自治平台、推动乡村基层自治、兴办公共事业、助力乡村社会建设,协调村内矛盾、维护乡村和谐风气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政策定位较为模糊、资金来源不稳定、职能权责受限等问题,亟需从加强政策引导、明确机构定位、提供资金支持、保证资源供给、完善组织建设、实现规范运行等方面入手,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场域现代化。     

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

<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未来的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是     

16年的帮扶路——云南省总工会对鹤庆县松桂镇扶贫记事

一条公路将镇子分为两片。从昆明到丽江,只要是乘汽车,这条曾经的茶马古道,现在的柏油路是必经之途。因此,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松桂镇这个山乡对于全国许多到过丽江的旅游者来说,应该都是很"熟悉"的。但对这个镇子最熟悉的,还要数云     

富驰家园:小康生活新样态

改善苏北农民住房条件,是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牛鼻子"工程。江苏省委明确提出,决不能让群众住着危房"被小康"。新沂市瓦窑镇付庄、池庄为大山村的两个自然村,地理位置偏僻,村民主要以种植酥梨、水稻和外出务工为生,人居年收入3000元左右,村集体收入更是常年为零。由于村民居住条件相对较差,群众对于整体村庄搬迁有迫切愿望。2019年,瓦窑镇将付庄、池庄群众整体搬迁至富驰家园,社区占地108亩,建筑总面积32767平方米,实现312户搬迁安置。     

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关系及其治理逻辑

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两级组织由于制度性权力的弱化以及财政的困难,乡村关系在形式上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但是由于"压力型体制"的存在,乡镇政权仍然能够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手段直接或间接支配村级组织,税费改革前形成的事实上的乡村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且由于乡村关系的不畅,对村庄治理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马克思主体性理论对"空巢"村农民主体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性理论认为人只有在对象性活动中才能确证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特征。这一理论要求“空巢”村农民主体建设要理清农民劳动力结构,定位新农村建设农民主体;宴尊重农民意愿,凸显农民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要改变农民社会关系,确保农民主体自主性的发挥。     

对村民自治条件下加强党组织领导的二点思考

村党组织要按照村民自治的发展要求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领导体制,关键在于必须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实现村党组织的领导,还要善于建立和完善村务民主决策的运行机制,通过村民代表会议理顺村＂两委会＂的关系,通过加强村党组织建设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从而构建起科学的村级组织领导体制。     

乡村博弈: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冲突

立足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对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乡村关系"问题进行剖析,可以认为"乡村关系"问题的实质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对立与冲突,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紧张。     

新城镇村体系的崛起:统筹城乡发展的着力点

新城镇村体系是在统筹城乡发展、以城带乡背景下,由大中小城市、中心镇、村所构成的新空间聚居体系.新城镇村体系不同于传统城镇体系,一是立足点不同;二是内涵不同;三是城乡发展的过程不同;四是未来的前途不同.在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点上,以新城镇村体系作为新视角,探求统筹城乡发展的不竭动力,对促成城乡良性互动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农民合作的一个博弈分析框架——西江洞村传统路会的个案分析

中国农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合作是农民取得自身利益不受侵蚀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农民自身条件的限制以及经济人假说下的"搭便车"现象,中国农民合作历来并不顺畅。本文以湖南省平江县西江洞村传统路会为分析个案,运用进化博弈理论中的单群体模仿者动态模型对农民合作行为进行剖析,研究表明:通过促进农民合作的传统价值观的实现,以改变农民合作中囚徒困境的支付水平,从自身效用最大化出发的农民,其行为将最终收敛为合作。即促进农民合作的传统价值观的生成将是达成农民合作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