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与手段的统一:企业软福利机制的实现路径

在现代企业中,人才的流动与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的福利计划在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励人才方面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单纯依靠金钱已经无法确保吸引和留住优秀员工,如何为员工提供更具竞争力的软福利计划,成为越来越多的公司人力资源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多样性、自主性、经济性三个方面是企业软福利机制实现的重要途径。     

学习型政党视角下政党文化建设的当代审视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好。在建设学习型政党背后真正起作用的力量离不开政党文化的建设,建设政党文化对于构建学习型政党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重要的是要通过对何为政党文化和政党文化的价值进行分析,并采取系列举措推进政党文化建设,进而推进学习型政党构建。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传播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故此,要积极探索各种有效社会传播路径,有效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反腐倡廉制度执行阻滞的调查及其执行力的强化路径

反腐倡廉制度执行阻滞有制度执行表面化、趋利化、停滞化三种表现形式。产生反腐倡廉制度执行阻滞的原因有四:执行刚度不强,执行决心不大;执行力度不够,执行能力不强;执行高度不高,执行标准不一;执行效度低下,执行手段不活。强化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必须树立重视制度执行力的观念,提高制度执行意识,增强执行制度的自觉性;要建立协调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推进制度建设,着力强化制度的执行责任制和监督机制;要培育制度执行文化,形成抓制度落实的文化氛围。     

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对接机制的理论逻辑与构建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法治体系也逐渐暴露出更多的不足,社会矛盾的不断发展,对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与压力。诉讼作为解决矛盾的重要方式,在我国社会的法治化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事实证明,诉讼并非无所不能的。如何在保持司法公正公平的基础上,建立并发挥多元化调解机制的重要作用,减轻诉讼的压力,更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对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的对接机制进行了探索,希望能够为我国司法环境的完善与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提供一定的帮助。     

善治与治道变革：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中的制度分析和设计

上个世纪的最后20多年,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组织都经历了重大的变革,这是一场波及世界的政府改革运动,它是依托于一系列创新性制度的设计、选择和安排来实现的,反映了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本理念与价值。     

思想的混乱与发展的迷茫——对教师资格证制度改革背景下教师教育发展的思考

制度体系的内在矛盾与实践层面的混乱使得教师教育深处困局:师范教育专属性的抹杀与继续推进师范专属性项目之间的隐性冲突,使得师范院校(专业)遭遇发展窘境;"准教师"中师范毕业生与非师范毕业生共存,引发了身份公平等问题;教师资格证制度的动机和效果"背离",致使教师教育开放制度建设的诸多问题无法破解。教师教育的开放困局折射出思想层面的混乱:理念上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背反、宏观管理存在管理本位思维、实践层面存在工具理性思维。上述问题需要从思想、制度和实践层面系统解决:指导思想和路径设计上体现教师教育规律;制度机制设计上凸显科学过渡要求:实践层面有针对性地解决教师教育面临的关键问题。     

公安院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探讨

公安高校要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科学有效的路径,在培育和践行中进一步认同并不断凝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提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针对性、有效性。     

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维度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反思既往研究中过度凸显哲学的实践性、工具性而沦为现实附庸的同时,存在着过度强调学理化、思辨性而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功能的倾向。其突出表现是中国问题的缺失。改变这一偏向,需要在研究中正确认识学术诉求与现实关照、增强实用性与防止工具化的辩证统一。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通过应用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在突破中国问题的"缺失"之难、促使和实现中国问题的"在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刑事不起诉率偏低之实证分析——以某地2003-2010年刑事不起诉案件为分析对象

不起诉制度如果适用得当,可以充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的价值功能.但是,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虽然上级检察机关已经取消了严格控制不起诉比例的内部考评制度,但是,不起诉的适用率基本上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然而,从实证数据来看,不起诉率偏低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缺乏适宜做不起诉处理的案件,而是因为检察机关不敢、不愿做不起诉处理.因此,为了彰显不起诉制度的应有价值,建议从观念上重新审视不起诉的积极意义,从制度上调整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从内部工作机制上为不起诉处理提供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