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小站点”成为困难群众帮扶的“大平台”

近年来,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着力构建三级社会工作服务站网络体系,整合政府、社会组织、社工和爱心人士的力量,对困难群众、特殊群体进行立体化帮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作出有益探索。构建体系,培育队伍,明确"谁来帮"。荷塘区积极推动"禾计划"基层社工站建设,构建"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网络体系。区级层面成立社工总站,积极发挥公益服务中心的作用,孵化培育社会组织,有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困难群众帮扶。     

准确把握形势机遇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九次全会提出“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扶持发展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     

“积分银行”调节村社治理

乡村治理长期缺乏抓手,不少村务活动无法开展,让基层干部头疼不已。2019年以来,重庆奉节在全县390个村(社区)建立文明实践积分银行,以文明实践积分为抓手,橇动基层治理,使得村容村貌更清爽、乡风民风更清纯、干群关系更和谐、社会治理更有效。“党员开会都不来,更别说普通群众”“现在农村变化很大,但一些传统美德也在渐渐遗失,群众不知足、不满意、不说实话的现象普遍,对村里的事情也不理不睬。有时候党支部开会,一些党员都喊不拢,更别说开村民大会喊普通群众了。”     

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挑战与应对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涌现,人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数字特征。数字社会最显著、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社会运行过程的数据化。这给我国地方政府的传统决策模式、数据采集手段、数据孤岛现状带来挑战。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需要加强统筹规划、提升大数据集成、树立大数据思维、加强主干数据库建设、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恪守技术伦理。     

智能大脑助政府当“巧妇”

通过“流水声”的细微变化.“智能漏失监测仪”监测地下水管是否泄漏……通过“污染指纹库”的自动比对,“监控点矩阵”自动定位偷排污企业……通过“桥墩体征”的实时感应,“传感器群”实时报告桥梁承压数据……近年来,安徽着眼于向科技要效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社会治理方式创新;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聚焦专注民生小事.     

加强城市综合治理推动构建基本没有"城市病"的地区——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近30年来,坚持规划引领,通过规划的科学编制、高效实施和精细化管理,优化城区空间布局,成为基本没有“城市病”的标杆。通过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实践经验的梳理和总结,以期对同类地区的建设发展形成一定的借鉴,并在未来亦庄新城的全域规划建设中,积极推动高标准建设实施,努力让亦庄新城继续当好基本没有“城市病”的标杆。     

新就业形态及其潜能释放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以及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网红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的兴起,电商、兼职文案、网约车、电子竞技师、快递、外卖等各种新型就业形态不断涌现,新就业形态不仅成为就业增长的重要渠道、“稳就业”的重要发力点之一,而且还将积极作用于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正因为如此,新就业形态得到了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新就业形态”这一概念连续多次出现在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中。党的十九大以来,江苏省围绕实现“更高质量就业”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新就业形态在新增就业、吸纳传统产业溢出劳动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在新就业形态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进一步激发新就业形态在吸纳就业方面的潜能变得越来越迫切。     

关于当前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思考

当前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存在思想教育不到位、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工作载体单一等问题,加强和改进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对推动高校的科学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性意义。为提高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效性,应从提升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思想教育水平、加强高校基层党建工作队伍建设以及丰富高校基层党建工作载体三个方面着手。     

从央地关系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央地关系经历了重大调整,一系列制度改革有效调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必须完善央地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不同事务上的权责关系.     

新媒体时代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策略探析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与广泛运用,新媒体越来越成为广大民众意见表达的平台,成为一些热点难点问题的集散地。这给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提出了新问题、新考验,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一方面,新媒体的出现有利于塑造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也有利于表达民意;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不及时还会对政府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当前,我国政府利用新媒体处理公共危机的意识淡薄,对新媒体信息传播监管不力,应对公共危机机制不完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缺乏对新媒体的正确认识,相关法律不完善,缺乏专业性机构和人才,缺乏对民众心理危机干预。新媒体时代政府有效应对公共危机,需要加强对新媒体的认识,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培养应对危机的专业机构和人才,同时加强公共危机治理中民众心理干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