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底抽薪:韩国现代化中的后期反腐败--韩国现代化进程中反腐败问题研究之二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韩国的反腐败转入可以概括为"釜底抽薪"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反腐败措施是:把严惩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分析腐败滋生的根源和条件,从惩治为主到预防为主;推进民主化进程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遏制腐败;建立起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和国际组织相结合的反腐败网络.从而有效地遏制住了腐败的泛滥,保证了韩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继续发展.     

宪法基本权利限制条款权利保障功能之解释与适用 ——兼论对新兴基本权利的确认与保护

我国《宪法》第51条通常被认为是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条款,在以司法援用为主的实践中,司法者往往着眼于为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寻求正当性,而易忽视其权利保障的面向。通过运用文义分析与体系解释,剖析该条款所蕴含的对基本权利的补充与创新双重功能,指陈其较之宪法人权条款,更能担当作为包括新兴基本权利在内的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的法源角色。通过对中德两国宪法相关条款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探讨在司法适用中发挥该条款权利保障功能的思维模式。基于宪法释义学的分析,主张激活该条款的权利补充与创新功能,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新兴基本权利的挑战。     

略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随着澳门主权的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下简称“澳门基本法”或“基本法”) 正式付诸实施。为了更深入、准确地领会、贯彻澳门基本法,有必要对围绕这一效力高于普通法规的宪法性文件的若干重大问题略作论述。     

企业合规在行政执法和解中的导入研究

《行政强制法》第42条所规定的“执行协议”制度，为行政执法适用和解提供了契机。然而，由于该制度规定比较粗疏，导致执法和解实践存在适用率偏低、适用范围不清、适用条件不明、效果不佳等突出问题，面临困境。当下，企业合规的理念和模式，为执法和解制度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契机。企业合规理论强调，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企业，可予以暂缓起诉或相对不起诉处理，其前提条件是，企业与执法机关达成“合规整改协议”,并严格执行，合规整改期满考核合格。很显然，将该理念导入行政执法中，具有很好的契合性和发展前景：意味着对违法企业作出处罚决定前，执法机关可以与其达成以合规整改为核心内容的和解协议，期满考核合格后，可作出减免处罚等处理。此举将为执法和解制度注入活力，使其在理念、目的、机制和功能的实现上，更具正当性、合理性、效率性和时代性，并促使其核心目标、制度定位、执法效能等发生有益转变，从而塑造出更符合实践理性的行政执法和解制度，并融入未来的“行政基本法”。     

香港区议会的功能演变与制度重塑

香港区议会是港英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初推行的地方行政改革中产生的政制架构，是香港政制架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香港回归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香港《区议会条例》相关规定，香港区议会是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其法定职能主要是为政府提供咨询、为市民提供服务。然而，随着区议会的功能和职能持续扩张和异化，其政治性功能和行政化色彩日益突出，其实际角色和实践定位逐渐突破了基本法规定，反中乱港势力不断僭越区议会的法定职能，滥用职权，将区议会变成宣扬“港独”、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平台，使区议会成为香港社会一大乱源，严重偏离了设计初心，最终在“修例风波”期间彻底沦为反中乱港分子的作秀舞台，成为祸害香港的“柱脚”。对区议会进行制度重塑，让“爱国者治港”在香港基层治理架构中得到落实，使区议会回归基本法定位是必要之举。     

基本权利在德国的地位 ——宪法裁判65年实践后的考察 [德]迪特•格林 著 林 彦 译

德国已有的宪法秩序与《基本法》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如今，基本权利已辐射至德国的法律秩序、政治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联邦宪法法院的一系列裁判，基本权利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其保护对象和层次也获得不断的延伸和扩展。基本权利的解释不仅诉诸价值，而且关照现实。通过这种方式，宪法解释使宪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并确保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它的重要性。因此，这也巩固了联邦宪法法院的权威，并使其获得公众的高度认可。这也正是德国政治家们自愿服从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