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环境宣言

<正> 环境保护,在确立和平、民主与基本人权,以及克服贫困等同时,它又是人类必须完成的最大任务。最近,随着减速经济的到来,动辄出现忽视环境保护的倾向,反映了国家环境政策倒退的现象。我们正是担心这种现状,才召开了这次会议。通过两天的座谈,分析了日本环境政策,研究了公害审判的结论,讨论了今后的任务。因而发表《日本环境宣言》如下:一、一切国民均享有保持健康、提高福利,以及在舒适环境下生存的权利。绝不允许我     

论商法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民法是前置性法律,经济法是保障性法律,而商法则是市场运行法,特殊的功能成就其不可替代的独立地位。商法产生于市场经济并且直接服务于市场经济,两者具有深刻的依存关系,以效益为契合点,通过反映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技术性规范,保障市场主体营利自由,进而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实践的品格使其具有高度灵活性。现代市场经济立法主要表现为商事立法,没有健全的商法制度,就没有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在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的当今世界,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需要理性面对法律部门功能纯化、法律移植合理化和商事习惯法律化等问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

2011年12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草案)》的议案。经征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根据《中华     

我国《防灾减灾法》立法基本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自然灾害对人类造成的影响越来越严重。为了有效应对自然灾害,我国已经制定与实施了一系列防灾减灾法律、法规、政策、规章等正式制度。但随着我国灾害防治实践的进一步推进,我国灾害法制体系的不完善尤其是我国防灾减灾基本法的     

从强调环境执法到提倡环境治理：环境监管模式的转变

2014年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为《新法》）;对198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为《旧法》）进行了系统的修订,涉及基本原则、监管模式、根本制度、法律责任等诸多方面,改动较大。环境监管模式主要由环境基本法所确立,因此伴随着《新法》的出台,环境监管模式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从《旧法》强调环境执法到《新法》提倡环境治理。     

论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

生态文明既可以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也可以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不仅需要相应的理念和价值追求的更新,也需要完善的法律保障。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但其体系的构成、原则的组成、制度的建设尚存在不系统、不完整、不适应、不科学的问题和缺陷。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保障体系,从法律框架体系上,应当制定以《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法》或《环境保护基本法》为龙头,以污染防治、资源保护、生态保护、资源和能源节约法为分支的完整体系,在所有立法中贯彻生态优先、不得恶化、生态民主、共同责任的基本原则,并分别从预防、管控、救济三个维度建立起完善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保障制度。     

论我国基本权利限制制度的发展——我国《宪法》第51条与德国《基本法》第19条之比较

学界一般认为权利并不绝对,权利的行使往往存在具体的限制。现代法治对权利限制的要求是在合法的前提之下必须有个合理的度,即对权利的限制必须合法、合理。本文以我国《宪法》第51条与德国《基本法》第51条的比较分析为视角,就基本权利限制问题展开论述。与我国《宪法》第51条对于基本权利限制的规定相比,德国《基本法》第19条的内容更加详尽、全面,值得借鉴。我国《宪法》第51条在立法上存在观念、方法等方面的误区,为此,需要加强基本权利合理限制理论的建构,以丰富、发展《宪法》第51条,完善我国关于权利限制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论宪法在澳门基本法制定与实施中的作用

1982年宪法是制定澳门基本法的依据,也是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保持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从1988年9月起草澳门基本法开始,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并实施基本法以来,共和国的宪法精神像血液一样融入到澳门社会的各个领域,为澳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法基础。澳门回归20年的实践充分表明,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澳门新宪制秩序的背景下,澳门特别行政区展现了开放、多元与活力,为“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在回顾澳门回归20年的历程时,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共和国宪法的历史方位与时代精神,对澳门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当然,未来“一国两制”的实践也会遇到新挑战、新问题,但只要我们坚持“一国两制”的初心,坚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继续以宪法和基本法凝聚社会共识,澳门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探究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司法制度为视角

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成功创造了香港基本法的典型模式,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明确规定了这些基本关系,但在实践中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把握却相对复杂,这种情况在司法机制的框架下得到具体和灵活的体现.本文将结合案例分析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在司法方面的制度内容,从而通过特定视角试图探究在香港基本法模式下特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     

行政主导:《基本法》对香港政府体制的民主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设计了行政主导的政府体制以落实港人治港,然而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都有各自不同的民意基础。由于选举方式和政治团体的参与程度的差异,立法和行政的关系没有理顺,行政主导的政府体制受到挑战。主要官员问责制的导入在香港政制发展进程中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夯实行政主导的民意基础,加强行政与立法的良性互动,保障香港民主制度的顺利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