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比较

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刑法理论研究和刑事司法实践的话语平台；犯罪构成理论是犯罪论的核心，当今世界几大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三大犯罪构成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也存在众多共同的要素，这是理论之间可以进行比较和借鉴的基础。     

我国未来犯罪构成体系建构亟待澄清的关系范畴

兴起于21世纪初的犯罪构成体系研究开启了我国刑法学界难得一见的学术论争。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研究，从早期的“要件说”之争到晚近的“体系之争”，虽然体现了学界对犯罪构成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但不可否认和忽视的是：这一研究的过程却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主要表现为“对话平台的缺失”，即在对基本问题缺乏统一认识基础上的自说自话。在没有彻底弄清犯罪构成的意义和功能、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功能关系的基础上而展开的论争和对话，所得出的结论必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而这些基本问题，恰恰是犯罪构成体系研究中被学者们所忽略掉的。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澄清，影响着我国未来犯罪构成体系建构的基本方向，决定着犯罪构成体系应然功能的发挥。     

浅析我国犯罪构成理论问题

犯罪构成理论作为刑法学理论的最核心内容,对于刑法学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近些年来,我国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刑事司法领域,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笔者将在我国当前国情下进行一些犯罪构成理论问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们刑事诉讼背景,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以期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患者同意对医务人员犯罪构成的影响

从刑法的角度，患者知情权可分为具有回避法益侵害功能的事项和尊重患者人格自主决定权的事项。医务人员不履行具有回避法益侵害功能的事项将对其刑事责任产生影响，但如果未履行尊重患者人格自主决定权的事项则并不影响其刑事责任，患者同意对医务人员故意犯罪构成的影响极为有限，而与医务人员是否构成过失犯罪无关。     

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三个问题——以李庄案为例

李庄案不但涉及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司法认定，而且还涉及一系列基础的犯罪论问题。李庄“利用会见龚刚模之机，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的行为，不能毫无例外地简单地认定为辩护人帮助伪造证据的行为；同时，不能将一般的“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而应明确限制为“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指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同时兼备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双重特征，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结果犯，作为李庄无罪辩护的实体法理论依据本身缺乏充分的刑法规范依据和刑法理论支撑。我国应采取明确限缩犯罪成立最低规格的立法政策和立法技术，重新构建中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中国犯罪构成论体系内将标准的犯罪构成、修正的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最低规格标准等犯罪论关系范畴进行周延的逻辑梳理，实现中国犯罪构成论体系的逻辑自洽。     

中国通论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评判

如果将犯罪构成理论理解为解释法律的理论体系，那么理论体系的设定就应当遵循安全性、可操作性两个价值前提。依据这两个价值前提评价我国通论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的一次性评价的体系设计，出罪通道的不畅通，导致刑法运行安全方面的保障欠缺；将一个总体的犯罪评价对象即犯罪行为，拆分为四个方面的理论体系思路，难于符合人的一般思维习惯；具有可操作性方面的问题。因此，通论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不具有选择的合理性。     

重婚罪犯罪构成之我见

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本文主要从犯罪构成方面对重婚罪进行剖析。     

保险诈骗罪之立法评价--对刑法第198条的思考

为解决保险诈骗罪认定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建议以保险诈骗罪所应保护的法益为切入点,结合保险合同关系在保险诈骗行为中的必要条件,重新构建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同时,为保持刑法理论的协调,贯彻罪刑相当原则,删除刑法第198条第2款规定的数罪并罚,并适当提高本罪法定刑;修正第4款,将"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提前,作为共同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以满足刑法总则中共同犯罪成立的条件.     

文化模式与犯罪构成模式

中国文化模式属于机体宇宙论,与＂天人合一＂的自本体观和直觉体悟的认识论相关联;西方文化模式属于机械宇宙论,与＂征服自然＂的他本体观和逻辑分析的认识论相关联。中国的犯罪构成是机体的犯罪构成,即个要件之间具有内在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通过相互作用形成协调一致、不可分割、相互制约、＂荣辱＂与共的有机体。     

挂靠型企业负责人主体身份认定问题研究

本文案例启示：对挂靠型企业负责人主体身份的认定，应当先确定挂靠型企业的性质，即从工商注册资料、实际出资主体、经营管理活动、财产分配方式、风险责任负担五个方面综合判断。如果是国有性质，需进一步考察其是否符合普通贪污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如果是私营性质，则需考察其是否符合特别贪污罪的“受委托”的要求。如果均不符合，便可得出不构成贪污罪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