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判断、矛盾本质、体系影响——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多维探析

中美两国关系经过40多年的全面合作与发展,业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融合的利益关系。中美关系的影响已经完全超出了双边关系的发展范畴,并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中美两国逐渐迈入了一个合作共赢与博弈冲突交织前行的新时代。新时代亦召唤着新的中美关系的治理方案,两国应该基于40年交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审视、深化合作、管控分歧,在动态中寻求平衡,避免产生两败俱伤的"新冷战"。对此,中国应保持乐观自信的心态,持之以恒地推进开放发展的战略,以"中国之治"为引领,深刻把握新时代中美矛盾本质,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框架下持续推进中美复合体建设,为世界持久和平、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再思考

基于学科使命与学界现状,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命题值得再次探讨。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角色定位、文化素养、人生情怀、媒介素养,提升教育者的话语引导能力;帮助受教育者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选择能力、赋予话语权力,培养受教育者的话语接受能力;积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话语艺术、网络流行语中的话语资源,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通过将文本性话语转向生活性话语、政治性话语转向故事性话语、刚毅性话语转向温和性话语、单向性话语转向交互性话语,提供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受教育者个体语境及网络场域的话语引导与监管,有效把控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场域。     

基层治理中形式主义的成因探讨与根除对策——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研究

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愈发成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障碍。形式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关乎思想作风问题、能力素质问题、群众参与意识不强等主观原因,亦有科层制的负面影响、基层自治组织行政化趋势、上下级组织资源不对等、压力型体制、过度考核检查等客观因素。欲根除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需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循着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去探索。应简政放权,充实基层组织资源,推进基层机构改革,制定并实施"权责清单"制度,建立"一核多元"的基层科学治理体系;同时需加强学习,提升干部素质和领导才能,确立正确的政绩观与求真务实的作风。     

新时代文化语境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

主体意识、理论创新、意识形态和话语权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的主要维度,其中主体意识是起点,理论创新是基础,意识形态是核心,话语权是标志。新时代文化语境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构建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有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主体意识,坚持文化自信有助于支持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理论创新,科学应对"文明冲突"能够凸显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价值,坚持文化交流互鉴有助于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建设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国有企业改革研究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中坚力量,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问题与矛盾最多的环节,是深化改革中的"深水区"和"硬骨头"。通过梳理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分析国企改革面临的难点、问题,以及新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要求,明确了在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框架下,需要进一步推进明晰产权为核心的政府职能转变、科学规划国有企业的生产布局、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加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政策的综合协调以推动深化国企改革。     

大历史视野下中国社会结构变革与谦抑的法益保护说

运用"大历史"的视角,发现现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即在大量新的社会组织的诞生和运行中,中国的社会结构从"扁平"变为"立体"。这就带来了社会管理方式的多层次性和综合性。对于刑法而言,则要看到今日之刑法,乃法律体系中的刑法,因而秉持克制的态度和坚持保护法益的目的,此即谦抑的法益保护说。     

“教唆他人犯罪的”之解释

我国采取的是不同于共犯从属性说的单一正犯体系,"教唆他人犯罪的"中的"犯罪",不限于实行行为。所以,该款包括教唆他人直接实行犯罪、教唆他人与第三人共同直接实行犯罪、教唆他人帮助第三人犯罪、教唆他人教唆第三人犯罪、帮助他人(一起)教唆第三人犯罪等诸多情形。因此,在《刑法》第29条"教唆"行为主体的确定上,应当不限于德国、日本刑法中的"教唆犯",不能等同理解中、德、日这两种语境下的"教唆犯"。我国这种独具特色的教唆犯规定,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弥补了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可能带来的处罚漏洞,避免陷入区分犯罪参与类型的泥淖,理顺了参与论的核心关系。并且,"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应当在遵从对一般预备犯处断规则的基础上,再适用第29条第2款的未遂教唆处断规则。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从复合性体系到单一性体系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发轫于西周时期,成型于秦汉时期,经历了台谏(御史台与谏官)分置、台谏相辅、台谏合一的体系演变。监察制度包括职掌巡视纠弹的御史体系与谏诤封驳的谏官体系,两个体系相辅相成便能发挥约束权力的功效;当谏官体系日趋衰弱、与御史体系混为一体的时候,监察制度整体效用也大为削弱。有必要在探究不同监察制度体系演变更替之后,进一步分析古代监察制度权威性的根源、有效性的基础,以及制度理念和功能蜕变的压力。     

新加坡的生态问责制

新加坡生态问责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从一开始就十分强调通过立法手段和公众参与来保护生态环境。目前生态问责制已经成为新加坡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制度保障。新加坡生态问责体系主要有议会问责、法制问责、行政机关内部问责、反对党问责、公众问责、非政府环保组织问责等具体内容构成,在实践中表现出法制化程度高、执法严、操作性强、重视公民参与及教育等具体特点。新加坡生态问责制的成功经验对完善中国生态问责制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我国中小学校学生欺凌行为及其治理

社会转型期,我国中小学校学生欺凌行为日趋严重。欺凌形式多样,范围广泛,手段恶劣,后果严重,具有明显的全面性、多样性、常态性、隐蔽性等特征。学生欺凌行为形成的主要原因有社会文化失范、行为规范失序、主体人格失当、道德与法制教育失效、共同作用机制失衡等。祛除学生欺凌行为,须以全纳的视角构建多元治理体系,从培养学生"美德"、关注"重要他人"、设立"反欺凌机构"、构建"学校道德共同体"、建立"社会支持系统"、形塑"社会经典文化"、秉持"信仰与梦想"等方面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