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推进工业转型升级

推动转型升级，这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市为下轮区域发展赢得战略先机，争创工业经济先发优势的根本所在。因此，越是面对严峻的形势和多重挑战，我们越要坚定信心，逆势而为，负重奋进，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     

基于CAFTA框架的通货区效应研究——兼论构建中国—东盟通货区(CAOCA)的必要性

适度通货区(OCA—optimal currency area)是指地域上相近的多个国家通过多边协议的方式,建立起汇率波动幅度较窄的、相对固定的、紧密的区域性货币联盟或者形成区域性的货币统一.毫无疑问,通货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高级形式,是基于紧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起来的.     

新形势下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

一、当前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特点与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经济中各国的经济开放度增加,相互依存、依赖关系加深.东北亚是全球最活跃的经济区域之一,从总体发展看,目前,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夯实思想基础创新学习载体——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见实效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委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有关精神，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哈尔滨道外区超前思考、超前谋划、超前运作，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在思想上夯实基础，在活动载体、活动环节、学习方式等方面大胆创新，不断开创学习实践活动新局面。同时，积极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通过查找和发现问题，坚持边学边查边改，将学习实践成果转化为区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跨越环境主权: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的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理解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演进的因果机制，需要梳理其中结构性因素与历史性因素对制度变迁的综合作用，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变迁大致经历了萌芽期(1977—1992年)、调整期(1993—1997年)和深化期(1998年至今)三个阶段，先后表现出强调国家环境主权、重视国家环境责任、打造地区环境共同体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生态主义潮流的同频共振、从环境权利到环境义务的观念转变和多元国际行为体的参与构成了制度变迁的结构性逻辑。1997年亚洲烟霾危机的爆发、1999年东盟扩员的关键节点、“东盟方式”延续与扩散的路径依赖、治理制度的弱约束性，以及东盟国家成本—收益认知差异性的历史否决点，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历史性逻辑。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有助于整体性把握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和发展方向。     

转型期广东区域工业化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通过对1978—2007年广东工业化的阶梯式渐进过程和这一期间广东的三轮政府机构改革进行比照,发现三轮政府机构改革与1983—1987年、1991—1995年、2003—2007年广东工业化的三次快速增长期是基本同步的。1978年以来广东地方政府改革的成败得失证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和区域工业化之间应该构筑起更加协调的互动关系。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协作机制创新研究

建立运行高效的协作机制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探讨分析可能影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协作机制创新的制约因素后,通过构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协作机制的模型,提出协作机制中宏观制度和微观制度两方面创新的具体设想,目的在于使区域内的所有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通和重新组合,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快速建设和协调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对区内贸易的影响

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趋势，通过建立各种优惠的经贸安排，寻求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已经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政策选择。2001年中国与东盟宣布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双方签订《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一框架协议确定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范围、措施、时间表，     

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不断加快。但在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往往又各自为政,诸如地方保护、重复建设、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区域公共事务治理失灵等问题大量存在,极大地阻碍了区域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因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区域政府需要在政策、制度安排方面进行深层次调整,加强区域公共管理,从而为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持。     

正确认识区情 加快乌当经济发展

近年来,乌当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但从总体来说,经济的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需要注重规划的科学性与连续性,注重发展质量和发展速度的统一,并不断提高党委、政府的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