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药治顽疾——以打击涉医商业贿赂为例

"看病难"、"看病贵"是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其重要成因之一就是医疗系统中商业贿赂屡禁不绝。通过"三打"严厉打击这一"顽症"后,还需要完善制度使"三打"长效化。第一,理顺药厂的无序竞争。商业贿赂之所以盛行,根本原因是制度设计不合理、监管不当。药品生产监管中,政府要做到的是坚决打击药品知识产权侵权、哄抬价格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切实保护合法药商利益。第二,加强医疗行业内部制约,完善收入分配政策。通     

利用犯罪现场的制约因素刻画犯罪嫌疑人

犯罪人为了达到犯罪目的，总是选择有利条件来进行犯罪活，同时又受到现场客观条件和被害人的影响和制约。必然与特定的时、空、人、事、物发生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及结果不仅需要一定的条件，而且需要克服一系列无法避免的主、客观制约因素，利用制约因素可以刻画犯罪人的体能、技能、经验、职业、动机、惯技、居住地情况。     

检察监督立法的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宣布形成,中国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然而我们同时看到,作为此法律体系中重要部分的检察监督法尚付阙如。在规范公权力运行的法律规范体系中,监督法应占有半壁天下。目前,监督法仅有人大监督法,而检察机关作为宪法所规定的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权尚无立法上的专门依据,这不能不认为是一大缺憾。为此,检察监督专门法的制定应当尽快纳入议事日程,以弥补此缺陷。     

2011，中国的“通胀阻击年”

一切经济数据表明：2011年中国经济将与通胀伴随，2011年，亦是中国中央决策者和全体国人的“通胀阻击年”。首先，我们不得不顾及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2008年年底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虽涉险过关，但其带来的低迷走势仍在发酵。隧道仍看不太出尽头。中国受到的隐性负面影响仍不明朗。美国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将全球经济再次推向危险边缘，     

外部经济失衡的演变及对当代国际经济失衡调节模式的评述

以外部经济失衡及其调节的理论和历史演变作为切入点，可以更多地观察到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意味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改变，表明旧的国际经济失衡调节模式终结和新调节模式的产生。以外部经济失衡的调节为导向，当代全球化是“贸易调节的全球化”和“金融调节的全球化”的综合体，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与暂时平息的美国“次贷危机”一样是金融调节失效的必然显现，意味着全球外部经济失衡的调节必然回到经常项目调节的基础性层面。     

对新修订的交通法规的评价分析——以库尔勒地区为例

我国对于酒后驾车不仅认定标准比较宽松,而且处罚标准也过于宽纵。在酒后驾车的严重现实危害面前,不仅要客观的将酒后驾车严格化、犯罪化;还要有针对性的加大对酒后驾车的行为的稽查。力求深入和准确的揭示酒驾入刑后出现的弃车逃逸、司机拒检、与执法者周旋、代价乱象丛生的现象。同时对有关执法部门对处罚意见不等,处理力度较小的一系列现象严惩不贷。本文通过长期研究和实践调查,揭示酒后驾车现象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在对新疆库尔勒地区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库尔勒地区酒后驾驶在入刑后产生一系列现象。即依据现行立法,又摆脱注释法学窠臼。重在阐析酒驾入刑后产生现象的基本范畴,本质原因、基本法律应用的执行力度、以及执法者在新的交通法规颁布后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即通过现象产生的原因得出更有利于严禁酒后驾驶,促进社会进步的法律规范。     

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及其实施路径

宪法和行政法的精神实质都是制约政府权力以及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文章通过对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利用行政法的有效运行来改善目前宪法实施遭遇的困境，探索适合宪法实施的行政法路径。通过行政法的运行来贯彻宪法，主要途径是行政诉讼、依法行政，以及在实践中行政法自身的发展。     

概念谱系、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协商治理探赜

从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社会协商对话"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入开展"社会协商",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协商,其概念谱系与核心要义渐趋明晰,在实践中也逐步形成了多元主体平等协商、合作共治的中国特色社会协商治理模式。但是我国的社会协商治理突出地面临着价值认同约束、主体边界约束与制度供给约束等多重困境,应从涵养认同基础、重构主体边界、完善制度体系等多维路径入手,全面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特色社会协商治理新格局。     

法治与共治:实现我国大学外部治理新机制

大学外部治理结构改革是深化我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逐渐走向社会中心的时代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依法治校的核心内容.我国大学外部治理历经行政化管制、法制化管理和法治化治理等阶段的变革与变迁,日益突显出现代大学外部治理“法治与共治”的基本价值取向,二者的纵横结合是大学外部治理有效执行的根本保障,二者的和谐共生才能满足现代大学制度对大学外部治理的要求.以形成规约大学外部治理权力、优化大学外部治理媒介、强化大学外部治理监督的新路径,实现大学外部治理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