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

全球化对中国纠纷解决提出了特殊要求,主要体现为回应型的纠纷解决机理及纠纷解决模式的趋同,在此背景下,应对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反思,并重构当代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     

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真实命题及中国语境

大学治理结构的真实命题包括多重涵义:回应"冲突和多元利益"的治理需要,建构能够体现利益相关者组织属性和委托代理关系特点的决策权结构;大学自身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办学利益主体,其"组织剩余"是由社会利益来决定的公共价值,每一种利益相关者都不应单独地对大学行使控制权;大学治理结构是比管理结构更为基础的制度结构,其根本目的是建立大学决策过程与社会权利主体的合理联系,实现社会价值平衡。大学治理结构的中国语境是:办学体制的变化为政府与高校建立具有委托代理性质的契约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作空间;管理体制的变化使大学决策责任骤然加重、决策权处于高度集中状态,风险也随之出现;办学经费筹资结构的变化表明大学的社会基础日益广泛化,其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属性正从模糊走向清晰。我国大学已跨越前治理时期,但向治理阶段迈进必须依靠上层政治权威的推动,才可能突破"制度锁定状态",破解历史性难题。     

宪政体制下我国信访制度功能的重构

信访制度建立50余年,其功能几经演变,时至今日已出现了严重的扭曲与错位。围绕信访制度的改革有“弱化甚至撤销信访”和完善强化两种不同观点。应在我国究政体制下,从权利救济和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两个角度来解读信访,并对其功能进行重构及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     

基于整合的协同：城市社区统合治理的实践逻辑

随着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不断彰显,“统合治理”逐步成为社区治理的普遍模式。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统合治理作为推进多方协同的本土方案,是对转型社会环境、利益分化结构和非正式制度环境的回应,其功能原理可以概括为“基于整合的协同”,也就是基于执政党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引领关系,实现多元整合,进而构建起以党的组织体系为枢纽的多方协同网络。为此,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由党组织、居委会和社工站组成的一体化基层组织凭借其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利条件,综合运用国家政策资源和社区社会资本,构建起了面向多元主体的法权机制、组织机制、利益机制和人情机制等整合方式,并通过实践技艺和行动策略予以优化,从而调节相关主体的“激励-约束”函数和行为偏好,使其私益诉求沿着公共利益的基准路径聚合。在此过程中,统合治理也因多元主体的不均衡整合效果而呈现出“纵向协作”优先于“横向合作”的协同形态。     

把时间带回政治学研究的中心

时间与政治学的研究密不可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行为主义革命与多元结构功能主义运动,把时间降格成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历史制度主义与国家回归运动,从认识论的高度看待时间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时间的分析手段与策略。这其中,长历史周期分析和时序分析尤其令人瞩目。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诸多研究者则从本体论视角思考时间问题,把时间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研究,解释了时间的社会性、主观性与可塑性等特质,推动了政治学对人类政治生活复杂性和多样性研究的纵深发展。但这依然远远不够,本文认为,政治学研究只有重视时间概念的研究,把时间带回中心位置并作为政治学理论建构的一个核心问题来看待,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瑞典多元文化政策初探

二战后,来源广泛的移民使瑞典由一个民族文化单一的国家转变为民族文化多元的国家。为此,1970年代瑞典政府开始实施多元文化政策,以应对外来移民问题,在文化保持、社会平等和政治参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外来移民融入主流社会,构建社会和谐。面对1980年代以来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的不断波动所带来的严峻考验,瑞典坚持并发展了多元文化政策。     

永平美食二题

清汤带皮羊肉古西南丝绸之路穿境而过的滇西永平,不仅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有着厚重多元的历史文化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而且还拥有诸多享誉四方的特色风味。     

调解的重构(下)——以法院调解的改革为重点

调解作为中国自古就存在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甚至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制度性或体制性存在 ,在现代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采取一种综合各种功能的多元价值论 ,主张客观地认识调解的各种功能和价值。同时 ,力图通过对于以法院调解改革为重点获取的实证资料的分析 ,提出一种有关我国调解的功能和价值的建设性的意见或理论框架 ,实现一种对于调解的重构 ,以使其获得现代转型和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