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惯例研究

赵子尧在《思想战线》2014年第3期撰文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惯例作为成文宪法与法律之外的政治实践,具有政治规则的属性和效力,既是对成文宪法和法律的补充,也受制于成文宪法和法律的精神。政治惯例实践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调整、规范和形塑,对中国民主政治与法治建设的保障作用不容小觑,其在某些方面的效果是成文法无法达致的。     

完善代表述职运作规则

<正>代表述职是检验代表履职情况、促进代表依法履职尽责的一个重要形式,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目前,这项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各地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且在操作层面缺少明确的程序规范。制度化的规程是代表述职常态化、规范化的前提,在当前立法机关尚未就代表述职程序作出较细化规定的条件下,县、乡两级人大在实践中也有必要就此制定专门的操作办法,在方式的选择、程序的确     

制订公共政策须有“黄灯”意识

正今年上半年,公安部有通告称,去年以来,公安部交管局对黄灯信号通行规定展开了专题研究,已提出完善相关规则的初步意见,并启动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调研,拟同步研究、解决这一问题。这一消息,使得人们再度勾起了对于"闯黄灯"风波的公共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讯问的防范效果研判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侦查讯问环节最易产生非法证据。受自身的制度缺陷及非法讯问的内在动因等因素影响,现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讯问的防范效果有限。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效能的可行进路在于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明晰非法证据排除标准,强化非法证据排除力度。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与实施

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遏制刑讯逼供、最大限度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等将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该规则的理解与可操作性提出了质疑。为切实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实施,有必要对非法证据程序的启动、证明等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破解自贸试验区立法的“达芬奇密码”

正自贸试验区立法难不难?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在虽是一项地方立法,却要对全国性的改革举措作出规定;难在虽是针对特定区域的立法,却要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各类事项进行规范;难在既要以法律规范形式固化已经开展的各项先行先试措施,同时还要为今后的各种制度创新留下空间;难在既要遵从国内的体系和制度,同时还要满足对接国际通行规则的要求……如何破解这些难题?自从市人大常委会对条例草案进行一审后,这个问题就一直萦绕在立法工作班子的心头。     

哈贝马斯主体间模式的规则观分析——我国行政组织立法商谈机制的结构性改革

在当代中国,国家与公民及公民相互间围绕利益、价值进行磋商逐渐成为社会常态,在利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运用哈贝马斯的商谈法律理论检视我国的行政立法商谈机制,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笔者通过对主客体模式规则观和主体问模式规则观的对比论述,用哈贝马斯的商谈论及其相关理论对主体间模式规则观加以研究和分析,试图对目前我国主客二分的规则思维模式进行一定反思并提出几点建议。     

从法治行政走向良好行政

3月下旬,由新一届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的新版《国务院工作规则》公开发布,对国务院组成人员职责和国务院职能、行政权力等作出一系列规范,涉及国务院依法行政的具体要求、行政决策程序、政务公开、     

规则与统计相结合的主谓谓语句的日汉机器翻译研究

主谓谓语句是由主谓短语充当谓语的句子,汉日两种语言中均存在该句式,但两者各有特点,翻译时并不一一对应.有时会出现汉语是主谓谓语句,而日语变成其他句式的情况.这对汉日机器翻译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机器翻译发展到现在,依赖基于规则的方法或基于统计的方法.两者各有利弊,只有将它们相结合,在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方法中,利用语科库资源,采用统计学和机器学习的技术解决机器翻译中的局部问题,进而提高整体性能.本文以汉日两种语言的主谓谓语句为研究对象,考察其范围、类型、对应情况,建立相应的规则,进而与统计的方法相结合,为机器翻译服务.     

股东对董事诉讼中的商业判断规则

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创建了股东对董事的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拓宽了司法对公司运作的介入。然而在发挥诉讼对股东权益维护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董事权责的平衡和司法对经营世界的尊重。美国的商业判断规则在股东对董事诉讼中具有排除司法实质审查、确立诉讼的证据规则、在派生诉讼中建立用尽内部救济原则的功能。我国在借鉴商业判断规则时,应作成文法化的引进。在司法解释中细化董事的注意义务,明确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条件和商业判断规则的运作程序,完善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